2009年06月16日 14:25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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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這兩個世界都熟悉，又夾在它們中間，左腳可以踏進城市里去，但右腳還留在農村?，F(xiàn)在這兩個世界越離越遠，對你的內心不斷撕扯

《望東方周刊》記者劉芳 | 北京報道

“你被人稱作中國最受爭議的作家，這不是你寫作的問題，是整個社會意識的問題，這個你腦子里清楚得很。

習慣性地用“你”而不是“我”代指自己，“中國最受爭議的作家”閻連科仿佛隨時可以將靈魂跳脫出來，與自己的肉身面對面看個清楚。

最受爭議，因其作品看似狂想荒誕，卻每每毫不留情直指現(xiàn)實。

獲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優(yōu)秀長篇獎的《受活》寫“文革”年代，受活莊的村民---都是殘疾人---遭到奸詐冷酷的健康人掠奪，最終一無所有只求“退社”；《丁莊夢》寫河南“艾滋村”，人人等死，人人又為吃一口飯、做一次愛而拼死抗爭；《風雅頌》寫時下大學校園，懦弱的教授發(fā)現(xiàn)論文被剽竊、妻子偷情又無力抗爭，回到老家發(fā)現(xiàn)縣城的坐臺小姐才是最熱忱的學生和知己⋯⋯

文學評論家劉再復曾這樣評價閻連科的作品：“讀者看到的不是滑稽劇，而是非常透徹的精神真實。這一真實就是千百萬中國現(xiàn)代文明人都生活在幻覺之中，生活在新舊烏托邦幻象的交織糾纏之中。

閻連科卻自嘲如《風雅頌》里的主人公，有知識分子難以擺脫的浮夸、妥協(xié)、權力崇拜。帶著濃重的河南口音，他說起自己發(fā)表的第一篇小說抄襲了屠格涅夫對大自然的描寫，說起上世紀80年代看著莫言他們風生水起自己心里嫉妒得厲害。神情里是狡黠也是真誠。

2009年5月，閻連科新作《我與父輩》出版。此書以敘述散文的形式，描寫父親、大伯、四叔在農村坎坷而平淡的一生，亦講述了自己的成長歷程。日前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閻連科說，在他所有的創(chuàng)作里，“這是最錐心刺骨的一次。

對這塊土地有很大的內疚

《望東方周刊》：此前你一直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為什么這次以散文形式回到真實的生活？

閻連科：2007年，我69歲的四叔去世。我才意識到父親一輩的叔伯弟兄中，只剩下一位堂叔還健在。守靈那晚，我跪在白色的靈棚內，守著四叔和棺材。沒有睡著的一個妹妹去靈前換了香，然后說：“連科哥，你寫了那么多書，為什么不寫寫我們家里的事情呢?⋯⋯也寫寫你自己，你的小時候?！蹦且豢?，我感到了歉疚和不安，覺得必須為他們寫點什么，寫寫他們的柴米油鹽、生老病死。

另一個目的，我想表達一點內疚心。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面對另一群人、另一塊土地，都沒有表達過這種內疚心。但作家應該對自己筆下的人物存有內疚，對我來說，最好表達也最容易讓人接受的方式就是寫家里的人。

《望東方周刊》：你的內疚來自哪里？

閻連科：我對家庭、對這塊土地有很大的內疚。老實說，這是因為當了一個作家，沒有能為他們做一點事。我是非?，F(xiàn)實的。

我無能為力到什么程度？比如我們家的鄰居，除了種地不會做別的事情，非常老實可憐，唯一的樂趣就是冬天打野兔子，家里有兩把“土炮”(土制獵槍)。有一年要收繳所有槍械武器，他家沒交，就有人檢舉。縣里把他父子倆抓進看守所，說私藏槍支，一人要罰8000塊。

母親覺得他們可憐，讓我跟誰說說，少罰一點。但是跟誰說都沒用，人家說這是文件沒辦法，其實可能有的人一句話就管用了。后來我還是想辦法幫他們每人免了3000，父子倆就商量讓一個人先出去借這一萬塊，可是誰都不愿出去，因為誰借錢誰要還的。最后還是兒子出去借了，借來沒辦法還，就讓十六七歲的閨女到洛陽“坐臺”，很快還掉了這個錢。

后面的事情且不說它，你會覺得你面對這塊土地上的人和事那么無能為力，特別對不起這塊土地。并不是說它風調雨順你就不內疚，而是覺得你對這塊土地沒有任何意義。你寫了這么多小說，這個土地上有人看嗎？你進城、提干，今天的名聲、地位，都是它帶給你的，但你沒有任何可以回報，這會讓你不安。

現(xiàn)在農村的人心無法把握

《望東方周刊》：你20歲就當兵離家，但故鄉(xiāng)一直在你心里有很大的分量，你影響力最大的作品都是寫鄉(xiāng)村題材的。

閻連科：我在城市的生活時間要比農村長得多，今天要說自己是農村人，別人就會說作什么秀？但你說是城市人，又確實與城市格格不入。最簡單的一個事實，你連(關于)這個城市的一篇好散文都寫不出來，這是最沒辦法的事情。

對我來說土地是非常重要的。就我們中國的寫作經驗來說，每一個來自鄉(xiāng)村的作家都沒有寫好過城市，每一個來自城市的作家沒有寫好過鄉(xiāng)村。魯迅、沈從文寫得這么好，但他們最好的還是離不開鄉(xiāng)土題材。我寫《風雅頌》，故事到了鄉(xiāng)村就得心應手，但是寫城市的部分，老在想是不是這樣更好、那樣更好，還是有捉襟見肘的地方。

《望東方周刊》：30多年在城市里生活，你怎么把握現(xiàn)在鄉(xiāng)村的狀態(tài)？

閻連科：別人都說你的鄉(xiāng)村小說寫得非常好，與土地緊密相連，是大地上的一棵樹。但我非常清楚，這是過去那塊土地。今天這土地是什么樣子，我非我這一代作家，已經離得太遠了。

我最頭疼的是對現(xiàn)在農村的人心無法把握。今天表面看是街道變了，樓房多了，但里面有更復雜的東西。比如我們那個村莊6000人，已經20年“不生不死”---不生，因為20年沒人領過一個結婚證，沒結婚就沒有計劃生育問題，生幾個孩子都行，也不要求上戶口；不死，因為土地政策30年不變，生了孩子沒土地，死掉的人也不需要把地交上去，也就不需要《死亡通知書》了，這種靜止狀態(tài)，真的像表面的邏輯這么簡單嗎？

再比如村子里現(xiàn)在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未婚同居、未婚先孕，這一點與城市沒有一點不同。只是它不會亂來，兩個人一經介紹，覺得合適就住在一起，懷孕了就結婚，變成非常正常的事情。家家如此，就不簡單是一個道德或者倫理問題了。我想，這也許是鄉(xiāng)村文化在最深層的地方跟這個社會文明進程在進行一個強烈的對抗。

現(xiàn)在這個社會已經完全不能用道德或法律衡量進步還是落后了。我們會說它亂，但是不是因為我們都老了？我們說人心不古，是不是因為我們都太傳統(tǒng)、太古了？

《望東方周刊》：那么你通過什么樣的渠道去貼近現(xiàn)在的鄉(xiāng)村社會？

閻連科：去把握這些東西時，我最大的優(yōu)勢是，我是一個河南人。中原是中華文明的中心，最貧窮的人有，最富有的人也有，最有權力的有，最畏縮的農民也有。任何事情都可能在這里發(fā)生，把握了河南的文化、經濟、體制、甚至男情女愛的復雜性，就可以把握很大的一塊。

小說就是從世俗中來、到靈魂中去的。假如你還沒有能力寫到靈魂中去，起碼可以做到從世俗中來吧。我必須特別熱愛并關注這塊土地上最世俗的事情，可以煩它，可以罵它，但是不能躲避它，一定要主動介入。

最近我發(fā)表了一個中篇，一開頭寫春天來了，農村幾個三十幾歲的人在一塊兒商量做點什么事兒，實在沒事干，最后決定，咱們都回去把老婆打一頓吧。所有的故事都是從這里開始。

人家也許覺得無比怪異，我卻覺得無比真實，它把握住了今天這塊土地上那些年輕人最復雜最矛盾最無奈最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心理。以前知道種地，現(xiàn)在所有農村人不知道該干什么，我要把他們內心的復雜和焦慮寫出來。農業(yè)社會的農民如果有焦慮，可能都是今年豐收不豐收，是生老病死，但今天所有農村的人都會為這個世界而焦慮。他自己可能沒意識到，但是他所有的焦慮都與中國的現(xiàn)實密切相關。

今天的鄉(xiāng)村沒有桃花源

《望東方周刊》：為什么認為現(xiàn)在的農村人都在為這個世界焦慮？這種焦慮緣何而來？

閻連科：就鄉(xiāng)村而言，農民本是兩條腿踏在大地上的。但這30年以來，他只有一條腿與大地連著，另一條腿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他試圖落到城市，但能不能落、城市讓不讓你落，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去找出答案。我們今天說農民工問題、經濟危機，都與這條腿無法落地有關。甚至有時還可能因為種種原因，又把你這條腿趕回去了。這時你發(fā)現(xiàn)，農村也不是那么輕易能退回去的。

我常談自己是無所歸屬，也覺得農村的年輕人同樣有這樣的焦慮。出來打工三年五年，城市安不下身，想回去，又已經不能適應農村的臟亂差，教育醫(yī)療條件的簡陋。我們今天說農村的詩意、想象中的桃花源，是因為我們不身在其中，對它進行了歌頌美化。真正在其中，你會知道你離不開它但又痛恨它，而想象中那些東西是不存在的。今天的鄉(xiāng)村沒有桃花源，今天的鄉(xiāng)村沒有城市化。

《望東方周刊》：那今天的鄉(xiāng)村有什么？30年發(fā)展給鄉(xiāng)村帶來的變化是什么？

閻連科：也許最大的變化是讓所有下一代發(fā)現(xiàn)一只腳可以邁進城市的時候，才知道很難落下。他們會覺得生命無奈，不明確活著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另一個，今天的法制、自由比以前好得多，但實際上每一個人都有種被壓迫的感覺，這個壓迫不是政府帶來的，而是整個環(huán)境。

比如說我們的村莊，所有人都去偷樹砍樹。春節(jié)我去祖墳一看，我父親墳上原來一棵很大的樹，給人砍得光光的，但不是我們一家，所有墳頭上的樹都沒了。以前認為偷墳上的樹是最不道德的，但現(xiàn)在幾乎家家如此、村村如此。表面上這是為了生存，內里是環(huán)境帶來的壓迫感。

每一個年輕人內心都有一種壓迫感、焦慮感，這是30年前沒有的，是在我年輕的時候沒有的。我那時候心里很明確，就是想逃離土地，有一盞明燈在前面。今天沒有明燈給你，誰都知道逃離土地，十億農民有五億都想進城去---可是路在哪里？

《望東方周刊》：你對農村、農民的現(xiàn)狀和發(fā)展持悲觀態(tài)度？

閻連科：我是非常矛盾的態(tài)度。你不這樣肯定也不行，至少還是要吃飽穿暖，這是必須承認的現(xiàn)狀。但是吃飽穿暖以后，他們要干什么？也許這是發(fā)展過程中無法避免的階段，問題是我們是否嘗試過去避免它。比如醫(yī)療問題、孩子上學問題、艾滋病問題，這有什么不可以避免的？比如說既然有兩億農民都可以進城打工，為什么沒有考慮過這兩億人孩子上學的問題？

在農村、農民問題上，幾乎所有環(huán)節(jié)都是缺失的。我們這個國家是那種由問題和矛盾來推動社會進步的國家，哪個問題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這個事情就往前走一步。在這種狀態(tài)下，有時會覺得問題還是小，(問題)大的話也許會好(改變)一點，就怕這種不大不小的問題會把人給折磨死。

城市與權力，生與死

《望東方周刊》：你好像對很多事情有焦慮感。

閻連科：你和這個現(xiàn)實有一種非常緊張的關系，一拉就斷的關系。你一直覺得做人還是比較溫和的，但作品很尖銳，經常會想些不著邊際的問題。

比如對權力的認識。在少年時期你會做和毛主席下象棋這樣的夢，你還把他下輸了，這是非常清晰的夢，因為它有太驚人的細節(jié)?？上攵銓嗔Φ某绨莸搅耸裁闯潭?。但是80年代末在解放軍藝術學院讀書時，有一次凌晨從天 安門廣場步行回學校，走在長安街上，你會發(fā)現(xiàn)自己內心的復雜，對權力的恐懼，完全莫名其妙。這么寬闊的馬路，沒有一個人，只有自己這么渺小。

一方面夢到下棋贏了毛主席，一方面覺得自己渺小得無法形容，這種矛盾就是在權力方面非常緊張的關系。寫作就是對自己內心焦慮和矛盾的表達。

《望東方周刊》：你說過你少年時候崇拜三樣東西：城市、權力、健康，現(xiàn)在這三樣都成了你的恐懼？

閻連科：對城市和權力的崇拜幾乎是每個來自農村的孩子的必然，不管他承認不承認。說我們崇拜現(xiàn)代和文明，說到底是(崇拜)城市和權力。

對我自己而言，這種感覺第一次來得這么真切，是十三四歲的時候第一次去洛陽。城里路上都沒有灰，街上滿是高樓---現(xiàn)在想想估計也就三四層---走過去的男孩子女孩子都是一路雪花膏的香味。各家燈光都那么亮，而農村還在用煤油燈。那時我對城市生活有了熱切的向往，幻想這一生如果到洛陽找個對象，住在那里，晚上看萬家燈火該多好。

我高中的時候要到村子以外七八公里上學，每天早起步行。我家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地瓜粉地瓜葉地瓜面，可每天我都能在村口看到村長家的姑娘拿著白饅頭，一小口一小口嚼。那時覺得要想改變命運，要么逃離土地，要么有權力---這一輩子最差當個村長也好。

但是對城市和權力的向往會慢慢變化，你看到太多的矛盾。比如我頸椎不好的時候，有人介紹我去北京西山看一個大氣功師。你從家里出發(fā)，拿一個手機，有司機開車。他不告訴你路怎么走，就說往前走多少米，看到什么標志物往哪兒拐，不停有電話通知，現(xiàn)在我也說不清是在哪兒。進到山里，院門口有人站崗，里面山坡上有五套別墅、兩棟樓，都五星級賓館一樣，地毯有磚塊厚，都繡著蓮花。里面有花匠、電工、水工。吃飯的時候，飯菜都沒法形容，又看到男男女女，女的戴著胸罩坐在那里打麻將。你不親歷就不知道這樣的情形。等你回到農村一看，又是什么樣子。你想你這種現(xiàn)實的緊張感全都是被這種東西帶來的。

這是完全分裂的兩個世界，如果是獨立在一個世界里，可能心里會平和一點。恰恰我對這兩個世界都熟悉，又夾在它們中間，左眼看到這么一個景象，右眼看到相反的；左腳可以踏進城市里去，但右腳還留在農村里。現(xiàn)在這兩個世界越離越遠，對你的內心不斷撕扯，這可能是你的小說老是與現(xiàn)實發(fā)生巨大沖突的最內在的東西。

《望東方周刊》：因為這種內心的撕扯，所以你一直關注現(xiàn)實題材？

閻連科：寫現(xiàn)實題材，是因為我只能寫出這種東西來。我的創(chuàng)作都是因為一點點事情發(fā)端，并沒有考慮太多。

比如寫《受活》，是因為我自己對這個社會(的感覺)就是這么矛盾和焦慮。我會想這個社會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寫作最初，是因為在蘇聯(lián)解體時看到一條消息，討論列寧遺體如何處理。不管怎么處理你都會想一個問題：說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那我覺得這一聲炮響是列寧最先扣動扳機的。列寧遺體處理的問題，不是蘇聯(lián)的問題、中國的問題，是那時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國家都要面對的問題。

寫《丁莊夢》，是因為一個細節(jié)，我聽說農民在田里耕地時，“血頭”來了，農民就在田地間開始賣血。抽完血之后農民感覺頭暈，沒力氣，血頭就把他腳朝上，頭沖下，身體整個倒過來，給他“倒倒血”，讓血回流到頭頂，等他緩過勁來了，再晃晃悠悠接著去耕地⋯⋯

寫《風雅頌》，確實是因為覺得自己非常窩囊，現(xiàn)在知識分子都這么窩囊，說白了這個小說就是精神自傳。這幾年別人覺得你好像很堅強，其實你自己知道完全可以比今天好得多，你腰桿可以硬一點，肩膀也可以再硬一點，為什么做不到？

《望東方周刊》：生與死的問題也是你的焦慮之一嗎？

閻連科：我是一個極其害怕死亡的人。前段時間林斤瀾去世，追悼會去參加了，回來以后兩個晚上通宵失眠。這失眠并不是說你對林斤瀾有多么深的情感，而是對死亡的那種恐懼。想到這個你會覺得活著和寫作，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但是你睜開眼睛的時候，又不得不面對。所以生與死這個問題就會在你的作品里極其矛盾沖突，你不知道活著干什么，你不知道死了會怎么樣。

我的小說可能是宿命感比較強的，每個人都有注定的結局，就像現(xiàn)實生活里每個人注定死亡。但每個人都在努力擺脫它。比如我們村里很多人，做生意忙了一輩子，忙出了三間瓦房。其實他如果不做生意，比如撿破爛，也許也能撿出三間瓦房，說不定還是六間。但每一個人都在奔波。我經常說，對有的人，戰(zhàn)斗是一種抗爭，但對有的人，比如你閻連科筆下的一些人，吃好每一口飯都是抗爭。

《望東方周刊》：你的小說從未被改編成影視作品，你期待有人找你改編嗎？

閻連科：當然，給我一筆錢為什么不期待？但這個好像不是我期待就能期待來的。我其實很好說話的，不在乎小說被改成什么樣子，說句你不能想象的話，每一部小說寫完，我從來不回頭看一次。

包括書出版之后我也從來沒校對過，愛錯多少字錯多少字。書的版式裝幀一律不過問，只有《風雅頌》做宣傳時要說“荒誕現(xiàn)實主義大師閻連科”，我說這不行。這次《我與父輩》給我寄來樣書，書封說“創(chuàng)預售銷量奇跡 超越《哈利·波特》”，我說不行，這書跟《哈里·波特》有什么關系？結果書正式出來，我一看，變成“《小團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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