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的尋羌之旅

2009年07月17日 23:30
來源：經(jīng)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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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舞

1934年，26歲的列維-斯特勞斯躊躇滿志地渴望成為一位民族學家，并開始他對巴西土著的田野調查，《列維-斯特勞斯傳》(于秀英譯，張祖建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2月)的作者德尼·貝多萊這樣評述其傳主成為一位卓越人類學家的起點情狀：“閱讀使他建立起一個思想框架，一套語匯，一個參照體系。無論如何，他明白學習不能光靠遍閱博厄斯(美國現(xiàn)代人類學的開創(chuàng)者——筆者注)的著作，而是靠親自從事田野調查。

學術規(guī)范無分中外。在《變革社會中的人生與學術》(李紹明口述，伍婷婷等記錄整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年6月)中，1933年生人的中國民族學前輩李紹明，濃墨重彩地回憶了他在1950年代中期參加全國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時對羌族和彝族的實地調查。及至晚年，李的心愿之一還是 “一個民族起碼要有一本志”，這也是費孝通、林耀華等前輩1950年代初對本土民族學的期待。

泛讀列維-斯特勞斯傳記和李紹明口述回憶錄時，我不止一次想起和重新翻閱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王明珂的兩本近作《羌在漢藏之間》(中華書局，2008年5月)和《尋羌：羌鄉(xiāng)田野雜記》(王明珂撰文／攝影，中華書局，2009年5月)。這兩本書成為2008年“5·12”地震后我了解震區(qū)特別是羌族的最重要文本，前者應該屬于符合李紹明預期的羌族民族史或羌族民族志，后者則冥冥中對應著大師列維-斯特勞斯對田野調查作為人類學基本學術范式的強調和反思。

如果沒有王明珂1994年至2003年間對汶川、茂縣、理縣、松潘和北川等川西高山深谷累計約一年的田野調查，《羌在漢藏之間》不可能于去年汶川大地震后 “及時”出版。雖然王本人否認《尋羌：羌鄉(xiāng)田野雜記》是《羌在漢藏之間》的副產(chǎn)品和通俗版，但《尋羌：羌鄉(xiāng)田野雜記》顯然更便于非專業(yè)讀者接受，它最讓我動容之處在于對人類學學者“恃‘田野’以驕天下”傾向的反思，以及他對人類學乃至更廣范圍的學術如何介入社會變革的憂思。

出版方有意將《尋羌：羌鄉(xiāng)田野雜記》和普林斯頓大學唐代史博士賴瑞和的《坐火車游盛唐》統(tǒng)一納入“出古入今”的圖文書系列，書名對陸川電影“尋槍”的借用，都顯示出出版方竭力讓學術時尚化和市場化的努力。

至少，《尋羌：羌鄉(xiāng)田野雜記》中眾多攝自羌鄉(xiāng)的彩色田野照片具備了獨立價值——那些穿著劣質皮鞋和西裝、非?！皾h化”的羌族男子，以及鄉(xiāng)政府墻上的紅色標語，讓我們能更直觀地接受王明珂的觀察所見：“他們的背景是自20世紀上半葉以來便逐漸變化消逝的本地社會文化”，“即使沒有這次地震，災前的羌族社會文化也將成為過去。我十余年的‘尋羌’之旅所找到的并非傳統(tǒng)，而是變遷”

當自己的典范人類學之夢和人類學異邦想象遭遇偏僻羌寨人家的林志穎海報而破滅時，王明珂摒棄了人類學學術共同體內部常有的弊病：“人類學家經(jīng)常有意忽略‘土著’家中墻角邊的可口可樂罐，以此建構一個原始的、未受外界影響且社會結構自成體系的‘土著社會’。

相反，王明珂將其精神譜系的一個源頭對接到了史語所前輩黎光明那里。在云集了民國學術界一時之選的史語所1928年成立之際，黎即受聘為該所助理員并迅即開始考察岷江上游民俗。盡管時任所長的傅斯年致電滯留成都的黎光明，囑其 “少群居侈談政治大事”，但黎1929年由川西回到史語所后不久即離職，數(shù)年后投身軍政，1946年3月慘死于鏟除鴉片的靖華縣長任上。

黎光明的人生轉折和最終命運令人唏噓，他留給史語所的只有一本74年里一直未獲正式出版的“川康民俗調查報告”手稿。王明珂多次閱讀和整理了這份報告，對其評價遠高于史語所主流學術價值觀更推崇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凌純聲﹑芮逸夫合著，1940年)——后者更“學術價更推規(guī)范”更大而化之，“我讀過許多中國近代史專著，熟悉大小史事及其前因后果，但沒有哪一本著作能如黎光明的報告那樣給我一種身在歷史中的‘感覺’”，“我也讀過許多人類學著作，它們中也沒有一本如同黎光明的報告那樣能有血有肉地描述‘人’，包括文中不經(jīng)意流露的他‘自己’，而讓我感覺身在當時社會之中”

“那年頭他可能未曾聽到過‘社會結構’，因此他不會以社會結構、模式來忽略個人?！痹诶韫饷鞴P下，1920年代末松潘附近的大寨土官判斷時局，認為“還是大清皇帝出來要好些”；而一位“松潘靈寶寺喇嘛”“已經(jīng)講究到使用名片”，“既知道孫中山，并且聽說過有蔣介石，但不知有南京也”……

“1928年，黎光明和王元輝(王出身于黃埔軍校，1940年代前期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十六區(qū)行政督察區(qū)專員——筆者注)結伴到汶川、松潘一帶作民俗調查。他們在羌民、西番各村寨中到處采訪，但就是不敢到小黑水去”，“在歸來后寫給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報告中，他們承認其中對小黑水的記述都只是根據(jù)耳聞”，不同于黎光明們1920年代和李紹明們1950年代巨大的田野調查風險，王明珂在新世紀前后進入羌鄉(xiāng)考察時，已能充分借助汶川威州師范學校的教師朋友們的人脈優(yōu)勢，還入鄉(xiāng)隨俗地祭山神、喝咂酒、抽煙——他在情感上沒有辦法一本正經(jīng)地稱呼那些淳樸善良的羌民朋友為 “報道人”或“協(xié)助田野工作者”

反之，在《羌在漢藏之間》和《尋羌：羌鄉(xiāng)田野雜記》出版后，王明珂一再表達了對大災當前的學術無能為力、愛莫能助的深深自責。這和1994年首次訪問大陸時“到處遞出我印著‘哈佛大學博士’的名片”的情形形成鮮明對照。十余年的變遷，見證著王明珂對人類學復雜性和學術使命日益成熟的識見，也許他正從“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向“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的第三重學術化境攀升。

其實，不必擔心王明珂作為歷史與人類學家的人間情懷干擾學術研究的客觀與深入。對于自己“研究進行了十年還不會說羌語”，他亦有鄭重交代：“幾乎所有的羌族與鄰近藏族都會說‘漢話’(羌族與鄰近藏族地區(qū)最普遍通行的語言——筆者注)，但相當高比例的羌族人不會說當?shù)氐摹l(xiāng)談話’(即羌語——筆者注)”，“堅持以‘土著語言’來了解本土社會與文化的人類學傳統(tǒng)，在‘羌族’這樣的人群社會中不但無法進行，而且也容易導致將一‘民族’范準化、刻板化。

在尋羌之旅的溫情表述背后，王明珂始終貫穿著深入的學理分析，大量地使用資源分配與共享的觀點來闡釋羌族的族群和歷史認同?？疾?930年代中期的巴西土著時，“給卡杜維歐女人拍照的時候，列維-斯特勞斯被要求付錢。

也許不算太巧合，王明珂1998年初冬在茂縣黑虎溝的一座山上“想找個好角度拍照”，卻被陌生青年“勒索”五元錢。最后當然是在羌族朋友的介入下避免被勒索，但王明珂自有一套分析：“羌族每一條溝里，人們的生活資源都十分匱乏，而黑虎又是其中資源最匱乏的地方之一”，“資源少，容易造成官逼民反。黑虎各村為應付戰(zhàn)爭而建的碉樓特別多，為了爭奪資源，對內對外戰(zhàn)爭不斷”，“而我被索取‘攝影費’那事，我的理解是，那年輕人只是不輕易放過任何資源而已”

對于山神祭祀的淡漠，王明珂也從族群資源分配與共享的角度進行了闡釋：“現(xiàn)在，大家都認為廣大山區(qū)是‘國家公共財產(chǎn)’，沒有哪個地方的人可以據(jù)為私有，所以山神愈來愈沒人認真地祭了”，“山神失了勢力，地盤界線就模糊了，為了挖藥、爭草場，各溝各寨民眾間的沖突也多了”

此類闡釋在《尋羌：羌鄉(xiāng)田野雜記》中不一而足。也許，在某種維度上，《尋羌：羌鄉(xiāng)田野雜記》用一本書圖解了《羌在漢藏之間》的一個核心觀點：“當前多元一體之中華民族，相對于過去華夏帝國之格局而言，在東亞歷史上為一進步與較合理的人類資源共享體系”，“今日居于川西北之羌族，其歷史文化資產(chǎn)中最可貴的部分，也是對于了解中華民族一體性最有啟發(fā)的部分”

《尋羌——羌鄉(xiāng)田野雜記》王明珂/撰文、攝影30元，中華書局2009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