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傳：一場宏大改革與一個學者的思想長征

2010年01月26日 03:47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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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俊楊志劉飛戴雯??

編者按：

2000年2月26日的一場研討會讓很多人至今記憶猶新。那一天，賓朋滿座，盛況空前。一個多月前的1月24日，中國經濟學界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吳敬璉迎來了他的70歲壽辰。這場研討會是吳敬璉的朋輩和弟子按照他“不突出個人”的意思精心安排的生日禮物。

其時，中國剛剛經歷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疾風驟雨般的考驗，因應對得法而得以逆流而上。其時，為“市場經濟”奮戰(zhàn)經年的吳敬璉收獲了聲望的巔峰，并開始思考“尋租”和“腐敗”在中國的經濟學意義。

10年歲月荏苒，中國在又一次危機中拷貝了“幸運”的劇情。很難揣測，此時在吳敬璉的心中，對于中國的未來和改革，到底有多少擔憂。最近幾年，他對法治和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尤為關切。

吳敬璉的80歲壽辰，讓關注并專注中國經濟未來的人再度聚首。今天，以“發(fā)展與轉型中的制度”為題，中國經濟的一批重要決策者、實踐者和思想者——樓繼偉、周小川、劉鶴、郭樹清、吳曉靈、易綱、謝平、李劍閣、錢穎一、肖夢等(他們中的多數和吳敬璉一道，在上世紀90年代合力完成了一份影響深遠、迄今依舊“未完成”的8建設市場經濟的總體構想和方案設計》)，以及來自海外的重要經濟學家科爾內、馬斯金、青木昌彥、羅蘭等，以研討會的形式，再次為吳敬璉準備了一份厚重的生日禮物。

中國改革開放的過往歷史，是怎樣百轉千回，其間交織了多少潛心思索、精心布局、大膽直言，以及扼腕嘆息，吳敬璉和他的這些“戰(zhàn)友們”，當是最有發(fā)言權的一群人。對于中國經濟的制度變遷和未來，他們仍將是重要的設計參與者和“當事人”。

基于財經作家吳曉波的新書《吳敬璉傳》，我們編發(fā)了一組報道，旨在中國過往30余年波瀾壯闊的改革大幕中，勾勒吳敬璉——改革的啟蒙經濟思想家和具有政策建議及方案設計力的“工程師”——的人生橫截面和學術脈絡，以致敬意，并以饗讀者。

1 顧吳之交

1971年4月，學部干校奉命遷到了距離息縣50里外的明港鎮(zhèn)，住進了一所被廢棄的軍營，從此，不再需要勞動，每天只搞政治運動。運動的主題還是檢舉揭發(fā)和批斗“五·一六分子”。吳敬璉因為“頑固不化”，被定性為“帽子抓在人民手中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送進了條件更為艱苦的勞改隊。

吳敬璉非常孤獨，在隊里，他與老“右派”顧準走到了一起。

在高強度的體力勞作里，自幼多病的吳敬璉遠遠比不上比自己年長15歲的顧準，只能當當顧準的下手，兩人越走越近。

顧準的正直與“較真”讓吳敬璉非常敬佩。有一次，在私下交談中，言及過去幾年的紅衛(wèi)兵間的派系斗爭，顧準對吳敬璉說：“他們整天斗來斗去，自己很得意，以為是在干革命事業(yè)，其實只不過是別人棋盤上的棋子，還不如利用這個時間讀點書，對國家、對人民更有益。

這席話讓吳敬璉很有同感，他開始反思自我，把過去堅信的那些理論一一反芻省思，對于曾經全力批判過的孫冶方和顧準他們所倡導的價值規(guī)律理論也進行了新的審視。已經受難十多年的顧準顯然比他看得更深、更遠，他說，問題的關鍵其實是，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

娜拉是挪威戲劇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創(chuàng)作的一個女性人物，她出身中產階級家庭，從小是她父親的玩偶，結婚以后又是她丈夫的玩偶，為了他們的幸福，在經歷了一場家庭變故后，娜拉毅然摔門出走。在《五四運動”前后，青年思想領袖胡適提出“易卜生主義”，出走的娜拉成為中國青年自我反叛和自我覺醒的典型。到了1923年12月，魯迅在北平女子師范大學做演講時，卻提出了一個讓人驚醒的疑惑——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這是一個深刻的提問——娜拉出走，意味著拋棄舊制度、舊秩序、舊文化；但出走之后怎么辦，即意味著革“舊制之后怎樣建“新”

在魯迅提出這個問題之后的半個世紀里，“娜拉出走之后怎么辦”的困惑仍然未解，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它被掩蓋了起來。正是在息縣的荒蕪平原上，顧準重新將之拾起。

顧準的提問，對于吳敬璉來說無異于驚雷在耳，它像“毒藥”一樣危險卻又充滿了新鮮感，他點出了吳敬璉幾年來苦思冥想卻沒有頭緒的核心問題。

當時的顧準已經放棄了對計劃經濟制度的“完善”工作，甚至決意從經濟制度以外去直接追擊問題的本源。他認為，要把中國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學習世界文化史、經濟史、政治史、宗教史，對整個人類歷史作一番整理。

如此漫長而艱辛的“思想長征”應當從哪里為起點呢？顧準的答案居然是：希臘。

理由是，顧、吳以前所學的蘇聯(lián)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和歷史書籍上說，希臘、羅馬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公社民主制是直接繼承來的，似乎公有制度總是與民主制度相聯(lián)系，共產主義社會不外是原始共產主義的復歸。據此，顧、吳試圖從這一理論的前提開始思考——希臘的城邦民主制度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它又是如何衍變的？

這樣的思想探索隱秘而頑強地持續(xù)了4年，一直到顧準去世為止，它徹底改變了吳敬璉的價值觀和學術立場。在此之前，他的身上流淌著兩種不同的“血液”：一是來源于改良主義世家的變革思想；二是被革命年代所激蕩出來的激進主義。它們水火不容，在一個天性溫和而倔強的軀體內激烈地對沖，每每使之陷入困頓和苦惱。而此時，國家的動蕩、苦難的降臨以及顧準的出現，讓一種新的理性主義力量加入了進來。日后我們將看到，與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們相比，吳敬璉有更深重的人文主義情懷，更善于哲學思考，在獨立批判的立場上更傾向于社會法治秩序的重建。

2 “暗室密謀”重提按勞分配

1976年冬日的一天，于光遠找到吳敬璉和周叔蓮說，我們應當做點什么。

此時的于光遠正賦閑在家。自“四五天安門事件”后，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國務院研究室隨之解散，與鄧關系最密切的胡喬木、鄧力群和于光遠3人成了“待分配干部”，每天只可以到一個專設的辦公室去看文件，無余事可做。就是在這間辦公室里，于光遠等人決定在經濟理論界發(fā)動一場“突擊戰(zhàn)”——召開關于按勞分配的討論會。

“四人幫”被打倒后，“極左”思潮遠未被清除。

當時，于光遠找來了馮蘭瑞、吳敬璉、周叔蓮等4人，日夜在辦公室里秘密籌劃研討，后來他們戲稱這是“密謀于暗室”。據吳敬璉的回憶，于光遠是主導者，鄧力群有時也參與討論，胡喬木則沒有介入。

就在《人民日報》等報刊提出“兩個凡是”方針的半個多月后，2月25日，于光遠組織人員，在北京地區(qū)召開了按勞分配學術討論會。因為他沒有正式官職，所以，會議屬于民間行動，開會的地點和召集都是非正式的，連發(fā)言集也是自己出錢打印的。全國的報紙幾乎沒有予以報道，只有《人民日報》理論版發(fā)了一條不起眼的簡訊。盡管如此，這個討論會還是引起了地震般的效應。

4月，于光遠等繼續(xù)把按勞分配的討論推向深入。他們組織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按勞分配問題討論會，有30多個單位、100多位理論工作者參加，大會發(fā)言者達十余位。吳敬璉、周叔蓮和汪海波聯(lián)名遞交了兩篇論文：一篇是批判“四人幫”在按勞分配上的“左傾”思路；另一篇是從正面論證恢復獎金制度的必要性。

5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下文，批準將中國科學院的哲學社會科學部升格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胡喬木被任命為院長，鄧力群和于光遠為副院長。

6月，履新不久的于光遠等人召開第二次全國按勞分配討論會，這次的參與單位達100個，與會人員400多位。吳敬璉選擇的發(fā)言主題是“物質刺激”，這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是一個“理論禁區(qū)”。他的發(fā)言突破了工資、獎金等具體問題的范圍，引起與會者極大的興趣。

10月底，第三次全國按勞分配討論會在北京舉行，參與者又有增加，除了在京的135個單位、500多位專家和官員之外，還有23個省、市的130多個單位、300多人趕來參與討論。周叔蓮、吳敬璉和汪海波遞交的論文是《論社會主義工資和它的具體形式》，提出為社會主義工資和獎金“恢復名譽”。如果說，很多與會者的發(fā)言是“表態(tài)性”的1那么，吳敬璉等人的觀點則明顯更帶有可操作性。

由于光遠發(fā)起的這幾次按勞分配討論會，無疑是1977年中國經濟理論界最重要的事件，它打破了自1964年之后萬馬齊喑的黯淡局面。

3 “整體配套”擱淺

國務院在1986年4月份正式成立了一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辦公室(簡稱方案辦)，共約30多人，都是從國務院所屬各部門抽調來的精英骨干，領導小組組長由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擔任，辦公室主任為高尚全(在高出國考察期間由國家體改委主任安志文直接領導)，楊啟先、傅豐祥、姜習和吳敬璉等6人為副主任，辦公地點在中南海北海橋邊上的工字樓里，吳敬璉是方案的主設計人之一。

6月11日和12日，在國務院主要負責人的主持下，方案辦及國務院相關職能部門在北京玉泉山召開了一次為期兩天的座談會。在第一天的會議上，吳敬璉作了一個情緒激動的發(fā)言，說：“現在經濟上有這么多問題，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我不是一個很冒失的人，看問題往往傾向于悲觀，但現在，我看沒有多大危險性，我們有能力改革。

據吳敬璉回憶，“那天的會議氣氛非常好”。當天散會后，他和幾個學者在湖里劃船。副總理田紀云從遠處走來，特意把他叫上岸，對他說，我看今天領導差不多被說動了，晚上你好好準備，明天第一個發(fā)言，可能就過關了。

第二天，會議繼續(xù)召開。幾位部委領導首先發(fā)言，質疑價格改革的步子太大。風向因此發(fā)生微妙轉變，整體配套改革方案沒能在這次會議上通過，被要求繼續(xù)修改。

價稅財配套改革困難重重的原因非常復雜。

在理論界，厲以寧表達了鮮明的反對立場。就在方案辦遞交了配套改革方案不久后的5月份，厲以寧參加北京大學“五四”科學研討會，面對上千名聽眾和眾多媒體記者，他說：“中國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而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則必須取決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厲以寧似乎一直把論戰(zhàn)對手的政策主題限定為“價格改革”——很多年后他仍然將對方稱為“價格改革主線派”，他沒有對吳敬璉的整體配套方案提出挑戰(zhàn)，只是說“價格改革很難同其他經濟改革配套”

在政府決策咨詢機構和行政職能部門內，反對的聲音也不小。

除了上述幾種觀點之外，一個更大的質疑來自對企業(yè)改革戰(zhàn)略的討論。

即便在方案辦內部，也存在著分歧，據吳敬璉在口述史中回憶，整體配套改革的第一個方案形成后，原本應由安志文和體改委劉主任高尚全簽字上報國務院，而當時，高尚全不在國內，安志文則傾向于企業(yè)改革優(yōu)先，對價稅財配套改革持有保留意見，所以，這個方案初稿是由他簽字上報的。

另外，在企業(yè)界和地方政府兩個方面，反對取消價格雙軌制的聲音也浮現出來。

當時被視為國有企業(yè)改革代表人物的首都鋼鐵公司總經理周冠五給黨中央上書言事，認為改革應當“以承包為本”，離開了企業(yè)承包制，改革就背離了正確的方向，國務院搞的改革是“反改革”

地方政府的反對主要是針對分稅制。吳敬璉回憶說，原先以為沿海會反對，田紀云出了一個“?；鶖怠钡闹饕猓簿褪潜ＷC既得利益，沒有料到，內地地方政府也反對，因為他們的自由裁量權也會受到很大的約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玉泉山座談會的第二天風云突變。會議一開始，當吳敬璉準備按田紀云的吩咐第一個發(fā)言的時候，一些部委領導首先拿起話筒，相繼對方案表達了自己的擔憂，這些發(fā)言一個接一個滾雷般的講了下去，最終，國務院領導宣布，方案有待修改，等成熟后再議。

吳敬璉非常沮喪。會后，幾個方案辦的年輕人則責怪他說：“怎么不發(fā)揮搶話筒的精神，使方案通過功虧一簣。

方案辦對原來的“大方案”進行了修改，很多方面往回縮。

8月份，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和國務院常務會議在北戴河召開，這個修改后的方案獲得通過。9月13日，國務院主要負責人向鄧小平匯報了方案，鄧小平說，這個非常好。

可是到了10月份，改革突然轉向，以股份制和承包制為主要形式的企業(yè)改革成新的突破口，整體配套改革方案被徹底放棄。

這就是發(fā)生在1985年到1986年之間的那場著名的政策辯論。

日后，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吳敬璉參與設計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被整整“雪藏”了6年。1987年年底，他結集出版《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一書。1993年，這個方案被中央重新采納，從而徹底改變了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

4 “吳市場”舌戰(zhàn)計劃派

1989年11月7日，吳敬璉接到發(fā)展研究中心副總干事孫尚清通知，要吳敬璉隨他去中南海中區(qū)西樓參加一個會議，總結1989年“70天”的經驗與教訓。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計劃派與市場派展開了第一次針鋒相對的論戰(zhàn)。

據吳敬璉在口述史中回憶，他一進會場，鄧力群看到他就說：“吳敬璉在我們好久不見了?！眳蔷喘I答：“是有一個五年計劃了吧?！编嚵θ赫f：“不對，有兩個五年計劃了。

會議一開始，第一個發(fā)言的是財政部科研所的原所長許毅，他原是華東稅務管理局副局長，調任北京后，與吳敬璉一度很熟悉。他洋洋灑灑地講了一個半小時，中心意思是，通貨膨脹和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是經濟改革出了毛病，本來應該計劃取向的，卻搞了市場取向，導致重復建設、通貨膨脹和貪污和諸侯經濟等這么多的問題。

接著就是吳敬璉發(fā)言，他也洋洋灑灑地講了一個半小時。他說，自己對許多現象的看法和許毅的觀點很相似，但是對這些現象的原因分析，和他的距離很大。對于中國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確實需要冷靜地思考，人們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許多利益，為什么還有不滿？接著，他分析了通貨膨脹、分配不公和腐敗橫行三大社會問題的根源。

對于那種認為腐敗等現象都是由市場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吳敬璉表示不能同意。雙重體制下的經濟既是貨幣經濟，又有行政管制，權力有價，于是產生大量的尋租行為，這才是目前腐敗蔓延的原因。最后，吳敬璉還推薦香港匯豐銀行一位經濟專家的文章，此文論證說，股份公司只是一種管理形式，它可以在公有制基礎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制基礎上建立。他的發(fā)言至此，許毅打斷他說，這一點我和你絕對對立。

那天，一個上午的會就只有他們兩人發(fā)言，旁邊的人大多沒有參與爭論。

吳敬璉的觀點在很多人看來無疑是非?！拔ｋU”的觀他把自己孤立在了“主流”之外。就在他與許毅展開論戰(zhàn)的同時，全國范圍內正在展開一場針對民營經濟的整頓運動。在公開的報刊上，種種反對市場化改革的聲音甚囂塵上。

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了一次經濟問題座談會，十多位經濟學家應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橋、劉國光、蘇星、吳樹青、袁木、許毅、吳敬璉等，總理李鵬和政治局常委喬石在座。吳敬璉與“計劃派”再次當面交戰(zhàn)。

與前一年一樣，許毅還是打頭炮，堅持反對市場化取向的主張。吳敬璉又是第二個發(fā)言，他說，你說的那些現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對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坝媱澖洕c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這個口號不妥當，應該明確“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

這時，袁木接著吳敬璉的話頭說，中央從來就沒有講過“市場經濟”！吳敬璉提醒他，陳云1981年就用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時也講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為什么這個詞不能用？袁木又說，正式文件里改成了“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既然正式文件里沒有就不能用。吳敬璉說，大家都看了鄧小平講話的錄像，既然他都可以這么說，為什么我們這么講就大逆不道了？

其間，還有人幾次打斷吳敬璉的話說，“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的提法是中央已經定了的，只能討論怎么結合，不能討論這個提法本身。但在會議主持者的容許下，吳敬璉還是堅持講完了自己的意見。

在這次座談會上，薛暮橋和劉國光也站在市場取向改革的一邊，強調必須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路線，維護市場取向的正確方向。在論戰(zhàn)的對方，除了許毅、袁木之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當過《求是》雜志總編輯的有林也是最活躍的人士之一。

1990年年底的一天，吳敬璉的老朋友烏家培給他打來電話。在寒暄數語后，烏家培小心翼翼地詢問說：“你知道最近外面給你起了一個什么綽號嗎？”吳敬璉茫然地說：“不知道?！睘跫遗嗾f：“計委那邊有人說，目前北京經濟學界有三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有計劃’(指有林)，一個是‘吳市場’，還有一個是‘楊承包’(指楊培新)。

日后吳敬璉在接受采訪時多次談及：“‘吳市場’對我完全不是美稱，當時是很厲害的貶義：‘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5 “整體改革”真正啟動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1993年5月部署“十六條”啟動應急行動的同時，就已部署一項更有深遠意義的行動：起草一個啟動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首先，國家體改委組織20位經濟學家在5月份提出了一份《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規(guī)劃綱要》。接著，就由中央財經小組辦公室組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專題調研組和正式文件的起草小組(這份文件后來由11月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題為《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吳敬璉參加了《綱要》的起草工作。吳敬璉課題組的好幾位成員也應召參加正式文件的起草小組。

自1992年的春夏之后，隨著改革形勢的回暖，吳敬璉課題組的成員們加快了研究的進程。吳敬璉回憶說：“‘南方講話’之后，成果就一個一個出來了，每出一個先都是往中央送，一般都是送給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辦公室主任曾培炎和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起草十組負責人，由他分送各位決策領導，然后在刊物上陸續(xù)發(fā)表，不少就發(fā)在我主編的《改革形雜志上。

由日后匯總出版的《建設市場經濟的總體構想與方案設計》一書可見，他們總共完成了21個項目報告，涉及財政新體制、國有資產管理新體制和國有企業(yè)所有權框架、中國貨幣政策、金融體制改革、國家專業(yè)銀行改革、人民幣政策、公司化、企業(yè)與銀行關系重建、社會保障體制、政府職能定位及轉變、現代國家職能的理論探討等多個層面。

在這些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獻是吳敬璉與周小川執(zhí)筆完成的《對近中期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整體性設計》。在這份研究報告中，他們提出要在英美式的市場經濟(個人主義的市場經濟)、日本(亞太式)市場經濟(社團主義的市場經濟)、德國式市場經濟(社會市場經濟)之外，建立第四種，也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模式”

就在這些方案陸續(xù)上呈之際，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準備工作開始進行，課題組中的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和李劍閣被征召進入文件起草組，樓繼偉此時擔任體改委宏觀司司長，李劍閣是經貿委研究室主任，吳敬璉等人完成的多篇報告被印發(fā)給起草組作政策參考。

當時有相當多的學者認為，中國改革戰(zhàn)略的特點是實行“漸進主義”路線的勝利，正是因為改革的漸進性，才使得中國沒有像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那樣陷入困境，相反在改革時期實現了高速增長。這種觀點得到很多人的認同，他們用鄧小平的名言——“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為依據。由此，對后一階段的改革提出了“整體漸進，每個階段尋找一兩個突破”的方針。

吳敬璉則不以為然。他的觀點是，將蘇聯(lián)、東歐的“休克療法”與“漸進主義”相對起來，以后者為中國改革的主要成功經驗是不恰當的，因為，這種以速度為標準的概括沒有接觸到中國轉型的本質。那么，中國前15年經濟轉型的本質是什么呢？吳敬璉的答案是：增量改革。

吳敬璉之所以堅持用“增量改革”，而不是“漸進改革”來描述中國前期改革戰(zhàn)略的特點，要義有二。

其一，以此突出展現中國改革的體制特征，設定改革的對象與邊界。

其二，明確地指出了未來改革的主要戰(zhàn)場。他認為，增量改革盡管成效顯著，但是也有明顯的缺點，因為經濟體制是一部配置資源的機器，長期在體制外打“外圍戰(zhàn)”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吳敬璉越到后來越認識到，增量改革長期持續(xù)必將造成“雙軌制—尋租基礎擴大—權貴資本主義”的衍生軌跡。

由上所述，吳敬璉回到了自己的那個著名的結論：中國改革必須從此走整體改革的路徑。由上增量改革”到了整體改革的

吳敬璉的這一主張并不被所有的人所接受。他回憶說：“直到1993年下半年準備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時，決議起草小組專題調查組的一份報告還認為，過去改革搞得好，是因為采取了‘整體漸進，階段突破’的方針，今后仍然應當堅持這樣的方針。到全會決議的文件中，才改成后來的提法：‘整體推進，重點突破’。

6 從“吳市場”到“吳法治”

對于中國本輪現代化變革，吳敬璉有自己的時間表。

在他看來，1994年之前，中國的改革主戰(zhàn)場在國有體制之外，是所謂的“增量改革”。之后隨著整體改革方案的實施，改革的主要對象轉變?yōu)轶w制內的諸多領域。東亞金融風暴之后，特別是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市場化經濟改革的主軸似乎已不可逆轉。但是，經濟改革的主大關”還沒有過，要過“大關”還主要涉及國有經濟和法治等政治層面的改革，所以，改革戰(zhàn)場就應該進一步拓展。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吳敬璉說，進入21世紀之后，他主要關注兩個命題：一是如何建立一個公正、法治的現代社會；二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抉擇。從此，他繼“吳市場”之后又有了一個新的稱號——“吳法治”

在吳敬璉的思想史上，這是繼20世紀70年代初期與顧準在勞改隊里推研希臘文明之后，又一次把自己的視野拓展到了經濟學專業(yè)之外的范疇。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吳敬璉——盡管他一度在“政治心臟”中南海工作——試圖把政治與經濟分開來思考。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之前，吳敬璉的經濟學見解是學術而溫和的。正是由于對人性善惡交織共生的復雜性有深刻的體認，吳敬璉從沒有在自己的理論和方案中，對秩序和變動、理想和現實等形成對照的選項作出簡單的選擇，有時，他的態(tài)度甚至比較曖昧。而這種猶豫也正是轉型期經濟學家們的特征與魅力所在。他信奉有限度的、逐步實現的平等原則和市場化取向，為此，他愿意在兩難之間尋找一條更為穩(wěn)妥的道路。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框架既定，然而權力卻頑強地不肯退出微觀經濟領域，一些國有企業(yè)也不愿放棄壟斷地位，這樣，舊體制的種種痼疾也被固化甚至放大。吳敬璉日益意識到，既得利益和機會主義的固化，特權和壟斷，官僚依賴型的管制，對社會成本和環(huán)境的透支，使得中國的經濟繁榮往往脫離不了畸形的影子。人們渴望繁榮，但不是非理性、寡頭化、權貴依賴型的繁榮。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要真正建成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如何重建公正與法治成為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

這里涉及到兩大命題：一是政府的職能與角色；二是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而要予以解答和建設，必須從法律和經濟兩個層面同時推進。

2000年6月17日，吳敬璉在西安參加“中國經濟50人論壇”的一個研討會，做了題為《新形勢下政府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的主題報告。這是一份深思熟慮后提出的改革策略書。

2001年11月15日，為了準備“十六大”，吳敬璉參加了由時任總書記江澤民主持召開的一次理論座談會，遞交了一篇書面發(fā)言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繼續(xù)從建設市場經濟的角度，陳述他對政府體制改革的觀點。

2002年11月8日，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進一步豐富了政治改革的內容，除了重申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還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口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吳敬璉和江平創(chuàng)建了上海經濟與法律研究所，法律學者梁治平出任所長。從11月底到12月，他們聯(lián)袂在北京、上海經濟與法律南京和長春等地出席各種論壇，大聲疾呼“法治的市場經濟”

吳敬璉、江平兩人的多場對話，引起國內外輿論的熱切關注。這樣的對話帶有極強的啟蒙氣質和破冰意義，它在中國思想界打開了一扇窗口，表明中國的思想界已經開始在一個更廣闊的學術背景下理性而獨立地思考建設現代中國的路徑。在后來的幾年里，他們涉及的一些命題，有的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推進。

(摘自《吳敬璉傳》，文字略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