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收入改革總體方案不能再拖了

2012年03月03日 11:43
來源：華夏時報作者：任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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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時報》：您今年的提案有兩個？

遲福林：有三個。一個是盡快出臺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一個是以公益性為目標調整國有資本配置，還有一個是關于海南的。

《華夏時報》：收入分配改革已經不是新問題了。

遲福林：對。我今年講的是盡快出臺總體方案，為什么呢？因為收入分配改革已經成為牽動轉型與發(fā)展全局的關鍵性問題。無論是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還是我們的社會轉型，還是政府轉型，現(xiàn)在都與收入分配改革聯(lián)系在一起，所以，這件事情不宜再拖了。

因此，我提了三個建議：第一，應該出臺正式的改革總體方案。要不然，產生的矛盾與問題會很多。第二，年內應該征求各方意見，增加總體方案的透明度，聽聽社會意見，使社會對這個事情有個期望。第三，一定要配套出臺相關的措施。比如說，財稅體制改革，注重通過控制過高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和實行結構性減稅調整國家、企業(yè)和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格局。積極探索開征物業(yè)稅、遺產稅、贈予稅等新稅種，發(fā)揮財稅體制在再分配中的杠桿作用。這樣，收入分配改革能夠成為推動經濟發(fā)展轉型、推動社會轉型的一個舉措。

《華夏時報》：您覺得方案出臺能有這么快嗎？

遲福林：我期望很大。第一，國家十二五規(guī)劃中，明確提出國家制訂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第二，政府工作報告中，去年提出要盡快出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第三，社會對此有很大的期望。另外，收入分配的矛盾問題比較突出。再就是，國家發(fā)改委對收入分配改革的研討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那幾者綜合起來，怎么能沒有出臺的條件呢？無論是原有的計劃，還是現(xiàn)實的矛盾需求，以及已有的工作基礎，都有了一年左右出臺的可能。再加上之后可能在推動改革方面，應該有些重要的部署。

《華夏時報》：收入分配改革最大的難點在什么地方？這么多年了，一直動作不大。

遲福林：這是和現(xiàn)實的矛盾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你回過頭來看，現(xiàn)實的矛盾在哪里呢？就是利益關系失衡。收入分配改革的難點就是如何調整利益關系。中低收入群體(的相關利益)，要提高，要擴大；高收入群體，要調整，調整的最大問題是要透明，要建立財產公開的基礎制度。這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難點，也恰恰是改革轉型的難點，也就是敢不敢在調整利益關系上有些大的動作，采取一些有利的舉措。這是一個最突出的問題，也是最大的難點，恰恰這個難點問題是繞不過去的，如果越拖，矛盾問題會越大，越拖，短期問題就中長期了，局部問題就全局了。所以，我認為以收入分配改革為切入口，來推動下一步的改革轉型，因為它影響全局，牽動所有的利益關系，如果在協(xié)調關系上沒有舉措，那我們這個社會的風險矛盾會越積越大。

不打破利益關系的掣肘，收入分配領域矛盾和問題積重難返的局面難以改變?？陀^地看，盡管這些年在調節(jié)收入分配關系方面有某些進展，但矛盾和問題的確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例如：壟斷行業(yè)不合理的高收入問題日益突出；權力尋租有增無減，各種名堂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增多；部門利益、行業(yè)利益、地區(qū)利益增大，并且具有普遍性的趨勢。這些突出問題，有制度、法律不完善、潛規(guī)則”盛行的原因；更有利益關系尚未理順，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團影響的重要因素。無論是壟斷行業(yè)改革，還是政府“三公”經費治理，都成效甚微，步履維艱。能否打破利益關系的制約，成為新階段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大難題。

最大的問題是收入分配不透明

《華夏時報》：您說調整利益關系是最大的難點，那么，應該從什么地方切入才能更快地加以推動呢？

遲福林：其實，最大的問題是收入分配不透明，所以，提高它的透明度，這是收入分配調節(jié)中的首要問題，只要透明度大一些，收入分配調節(jié)就會好一些，沒有透明度，改革就沒辦法弄了。比如說，工資怎么定？大家協(xié)商啊。你說低了高了無所謂，我協(xié)商談判。第二，灰色收入現(xiàn)在很多，咱不講腐敗收入，如果透明了，灰色收入就沒了。第三，腐敗在哪個地方都很難根除，但是，只要你透明，大的腐敗就很難發(fā)生。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的前提，是要解決透明度的問題。

《華夏時報》：那這需要制度方面的約束。

遲福林：是啊。比如，初次分配有個協(xié)商談判的制度。再比如說，財產的申報制度。這當然需要從官員做起。經驗證明，理順收入分配關系，解決分配不公，迫切要求盡快建立財產向全社會公開的制度，并先從官員做起。

《華夏時報》：這個很難。

遲福林：可是，這道關越早過越主動，越晚過越被動，是非過不可的一道關。越不主動過，可能矛盾問題會越大。這件事情，主要不是技術條件具不具備的問題，而是取決于改革的判斷和改革的魄力。

《華夏時報》：那您說的以公益性為目標調整國有資本配置，與現(xiàn)在的收入分配改革之間有什么關系呢？

遲福林：非常重要的關系。收入分配涉及到再分配，再分配里面，這筆錢從哪里來呢？除了中央財政之外，最重要的是國有資本。如果國有資本一部分能夠拿到公益性領域來，我們保障性住房也好、社會保障基金也好，不都有了一個前提嗎？

《華夏時報》：您說的是個財源問題。

遲福林：對。第一，我們現(xiàn)在公共產品短缺是個突出矛盾，這和改革開放之初私人產品短缺有很大不同。原來是吃飯穿衣，現(xiàn)在是教育、醫(yī)療、保障性住房、就業(yè)，包括環(huán)境，這是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短缺的情況下，國有資本它的特殊性就應該在這方面發(fā)揮作用。第二，我們現(xiàn)在的國有資本總量很大，國有資本收租分紅的比例很低，所以，調整一部分國有資本進入公益性領域，提高國有資本的收租分紅比例，那么，對于解決公共產品短缺，加大基本服務公共化進程是極為重要的，同時，也能體現(xiàn)出國有資本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不大贊成世行剛剛講的如何全面縮小國有企業(yè)，國有企業(yè)做大沒什么不好，問題是你怎么做大的？做大了以后收益干嗎了？這兩條最重要，如果是依靠公平競爭，做大了有什么不好？如果做大了，要來于全民用于全民。

提高國有資本收租分紅比例

《華夏時報》：收租分紅比例要到什么程度呢？

遲福林：國際上大概20%到25%。我們兩萬億保障基金還差1.2萬億，兩三年就解決了，還有一部分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設。所以說，再分配當中，國有資本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華夏時報》：但是，你從國有資本那里多拿錢，是不是會有困難呢？

遲福林：那有什么困難呢？我給你礦產資源，就有個收租的問題；國有企業(yè)的利潤，就是個分紅的問題。我們所說的收租分紅，是因為我們現(xiàn)在太低，低于國際標準。目前最高是10%，國際標準是20%到25%。我們的改革是個政府主導的改革，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協(xié)調者，必須在協(xié)調利益關系上體現(xiàn)出公平性，要對既得利益有所觸動。對國有資本的調整有兩個效益，一個效益解決公共產品的短缺，一個效益解決民營經濟發(fā)展的空間。

《華夏時報》：但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配套只有國有資本調整不夠。

遲福林：對，比如還有財稅體制改革。我們現(xiàn)在國富發(fā)展的特點十分突出：第一，國家財政增長成倍于GDP增長；第二，GDP增長總體上高于老百姓實際收入增長(去年不一樣)；第三，國有資本的增長高于一般經濟的增長。國富發(fā)展優(yōu)先過去沒什么錯，因為總量很小，我們迅速做大總量，問題是：第一，老百姓在分享當中有落差，不公平；第二，這樣一個發(fā)展擠壓中小企業(yè)的空間；第三，這樣發(fā)展沒有更大的可持續(xù)性；第四，這樣一個發(fā)展難以為繼，它以投資出口為主，以重化工業(yè)為主。未來10到20年只要走向消費主導，13億多人的消費潛力釋放出來，從一個生產大國轉向一個消費大國，20年保持8%的增長是沒有問題的。這幾年可能會有調整，甚至可能到7%，但總體上說城市化至少有15到20個提升點，服務業(yè)至少有15到20個提升點，這對拉動消費、拉動增長是最大的動力，可是這個最大的動力沒有釋放出來，沒有成為現(xiàn)實的動力，動力不足，動力被抑制。我們說，中國最大的問題是發(fā)展，問題是怎么發(fā)展？我把中國未來的20年稱為二次轉型、二次改革，就是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但是以公平、可持續(xù)為目標，以結構調整為重點任務，而后在消費主導、民富優(yōu)先、綠色增長、市場導向、政府轉型五個方面取得突破。

消費主導是個大戰(zhàn)略

《華夏時報》：可是我們的收入分配改革沒有到位，財政收入增長幾倍于居民收入增長，您現(xiàn)在說消費主導，而且認為是中國轉型的大戰(zhàn)略，是不是超前了？(遲福林近期剛剛出版“中國改革研究報告”《消費主導：中國轉型大戰(zhàn)略》)

遲福林：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只有大判斷、大戰(zhàn)略確立了，它的前提條件才能解決，中國要不要走消費主導？消費主導是不是一個戰(zhàn)略？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以后，才能轉變發(fā)展路徑，我是把更多的資源放在消費上，要消費怎么辦？要提高老百姓的消費能力，要改變老百姓的消費預期，所以，初次分配要解決老百姓的消費能力，再分配解決老百姓的消費傾向，如果這樣，涉及哪幾個條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還有公共產品，等等。這些怎么解決？靠政府。政府怎么解決？政府必須要轉型。(政府)從做大經濟總量轉到做大消費總量，然后將提高消費力作為政府的約束目標，不再將考核GDP作為約束目標。那么，這樣一個邏輯下來，不就順理成章了嗎？所以，這個事情要反過來看。

《華夏時報》：您的意思是在大的理念上有轉變。

遲福林：對，然后調整現(xiàn)有的政策和制度，所以，我極力鼓吹這個東西。我們現(xiàn)在已經看得很清楚了，歐美的市場萎縮肯定是個中長期的事情，而且中國走到一定的階段，外部世界勢必要對你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防止你更大更強。這個時候，我們要看到內部的增長動力：城市化還不到50%，至少可以搞到60%-65%；服務業(yè)才43%，至少可以搞到60%-65%；這兩項是多大的動力啊。第二，農村，兩億多農民工都市民化了，帶動多大消費？第三，文化產業(yè)占GDP才2.5%；歐美是15%到20%，我們只要搞到10%，多少萬億的消費啊？中國有巨大的消費潛力，這些消費潛力的逐步釋放，完全可以支撐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在這樣一個判斷下，就要采取動作了。你不能說，現(xiàn)在保增長就要投資，投資對不對？對，保增長很重要。但是，短期與中長期怎么結合，現(xiàn)在要改變投資結構，不能4萬億都投到鐵公基上去了。比如說，1萬億或2萬億投到保障性住房，農民市民化不就可以了嗎？短期投資與中長期的投資消費就能結合起來了，就能改變投資結構。那么，這么做就需要有一個大前提，但是，這個判斷遠遠沒有統(tǒng)一。盡管我們一再說擴大內需拉動消費，但是將它作為一個大戰(zhàn)略、作為一個重大的轉型的選擇，將它作為經濟發(fā)展轉變的一個突破，遠沒到位?，F(xiàn)在的主要矛盾是消費嚴重不足，消費能力遠沒釋放，你說我們農民家里有什么消費??？有點錢還得存起來，怕以后有病。

《華夏時報》：這就是您說的公共產品短缺，消費不足實際上是個體在承擔公共產品不足造成的后果。

遲福林：是啊。家里的教育支出，不比過去要多得多嗎？家里的醫(yī)療支出，不比過去要多得多嗎？在養(yǎng)老上的支出，也在加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產品短缺制約廣大城鄉(xiāng)居民的消費能力、降低了他們的消費傾向。為此，推進以消費為主導的結構性調整和改革，應當成為中國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戰(zhàn)略重點。在這個理念下，加速推進收入分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