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勛后人對梁啟勛與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的說明

2012年10月24日 15:12
來源：鳳凰財經(jī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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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勛后人關(guān)于“梁啟勛與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說明(簽字版)。

中央文史研究館第一批館員登記表中的梁啟勛的介紹。

關(guān)于梁啟勛與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的說明

近期，一些媒體報道了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的情況，對于梁啟超和梁啟勛兄弟，以及南長街54號的歷史進行了關(guān)注和介紹，我們對此表示感謝。但報道中有些內(nèi)容與實際情況不盡相符，尤其是如何評價梁啟勛這個人，梁啟超與梁啟勛之間的關(guān)系如何，我們覺得有進一步澄清的必要

1、關(guān)于梁啟勛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的評價

梁啟勛(1876～1965)，字仲策，廣東新會人，是梁啟超同父同母的弟弟，也是梁啟超兄弟中最親近和最為倚重的一個。1893年入廣州萬木草堂，跟隨乃兄一起從學于康有為。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組織掩護康梁等人的家屬擺脫清政府的追緝，撤離至澳門、香港和國外，后被戲稱為“家屬隊長”。后赴美國留學，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jīng)濟學，在美協(xié)助康有為處理?；蕰?jīng)濟事務，深為康有為倚重。

1912年返國后，協(xié)助梁啟超開展政治社會活動，常與乃兄共進退，在梁啟超擔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制幣局總裁、財政總長期間，先后任中國銀行駐京監(jiān)理官，又任幣制局參事等，親手參與了袁大頭比例成色的確定。

梁啟勛積極支持梁啟超退出政壇，從事教育著述活動。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梁啟超在歐洲發(fā)回電報進行聲援，梁啟勛資助千元支持學生運動。旅歐歸來，梁啟超發(fā)起組織講學社、共學社，開展新文化運動，梁啟勛也積極參與其中，任組織工作。梁啟超晚年主持司法儲才館，京師圖書館時，梁啟勛任司法儲才館總務長，并協(xié)助梁啟超開展圖書館事業(yè)。

梁啟勛同時還是梁啟超家庭生活的得力助手，協(xié)助梁啟超處理部分家庭事務。任公回國初期，由于夫人李蕙仙暫未回國，社會活動，部分經(jīng)濟事務均由啟勛代為安排；護國戰(zhàn)爭期間，為避免梁啟超分心，梁啟勛暫時對他隱瞞了父親去世的消息，并主持了父親的相關(guān)營葬事宜。

在定居南長街54號之前，梁啟超與梁啟勛在北京的臨時居所經(jīng)常住在一起，梁啟勛也對梁啟超的定居問題，頗多籌劃。在定居南長街54號后，梁啟勛特地留出10間房屋給梁啟超用，作為他在北京的固定住所，包括臥房、書房和會客室。梁啟超在北京的許多財務也由梁啟勛代為打理，包括購買股票、債券，給子女的海外匯款。

梁啟超的夫人李惠仙1924年去世后，由于梁啟超忙碌的社會活動，且子女主要都在國外，梁啟勛主持了李夫人的墓地建造，前后在西山連續(xù)住了兩個多月，中間僅回城三次。1928年，梁啟勛又在南長街54號院主持了梁思成與林徽因的“文定禮”

三十年代，梁啟勛先后任青島大學教授、交通大學及北平鐵道管理學院訓育主任；一九三八年曾投入中國聯(lián)合準備銀行，做過一些地下工作，通過其子梁思睿將一些金融情報送至重慶；解放戰(zhàn)爭時期，北京大學紅樓一帶被軍警、特務包圍封鎖，地下黨員周基愚和四個被上了黑名單的學生逃出了圍困，梁啟勛把他們掩護在南長街自己的臥室內(nèi)，后由地下黨組織將他們轉(zhuǎn)移解放區(qū)。不久，又有電影和戲劇界的陳懷凱、劉燕馳、凌翠、邵丹等四個教員和學生從南京逃來北平，他也收容掩護在家里，通過地下組織送往解放區(qū)，梁啟勛的夫人見他們沒有御寒的衣被，便把準備為小女兒結(jié)婚用的新棉被送給們帶走。梁啟勛為北大地下黨和學生會收藏有許多秘密文件，北大地下黨文理法學院教員支委會和講師、講員、助教會、理事會也常到他家去開秘密會議。

建國后，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建立中央文史研究館，經(jīng)周總理提名，由毛主席圈定，梁啟勛與章士釗、康同壁、齊白石等28位各界著名人士一起，成為中央文史館首批館員，并每年被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宴會接見。此外，他還當選為北京市第一、二、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梁啟勛一生熱愛祖國，追求國家富強進步，是梁啟超事業(yè)的忠實追隨者。除從事經(jīng)濟和中國文學歷史教研工作外，他還是一位有名的詞學家，主要著作有《中國韻文概論》、《詞學家，主稼軒詞疏證》、《海波詞》、《詞學銓衡》、《曼殊室隨筆》、《曼殊室戊辰筆記》等，被稱為海波老人。

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曾與他有過詩詞來往，并對他的詞親筆寫來過贊揚的信(文革抄家時抄走，至今無下落，僅存章士釗轉(zhuǎn)呈的信)。此外，他還翻譯過若干外國名著，是中國最早的翻譯家之一。

2、關(guān)于梁啟勛在日偽政權(quán)工作過的事情

梁啟勛1938年，曾投入中國聯(lián)合準備銀行，做過一些地下工作，這件事情他在1951年當選中央文史館首批館員時曾在履歷中介紹過，這份材料被審核后登記，可以在中央文史館的檔案中查到。

另外，梁啟勛的二子梁思睿也曾在回憶中有更詳細的記述。梁思睿在抗日戰(zhàn)爭初期是國民黨，后加入北平地下黨。梁啟勛共有二子三女，全部參加了革命工作，在解放戰(zhàn)爭后期，在梁啟勛的支持下，南長街54號轉(zhuǎn)移了大量進步人士到解放區(qū)，這些在梁啟勛的文史館簡歷登記自述和梁啟勛后人的回憶中，都有記錄。建國后，南長街54號被定為革命家庭。黨和國家的一些領(lǐng)導人也和梁啟勛多有來往。

鑒于上述事實，一些報道援引評論指“梁啟勛為日本人做事”，甚或暗指“漢奸”，進而指出，這是梁氏兄弟兩大家庭后來斷絕來往的主要原因，我們對此表示遺憾，認為這既是對梁啟勛人格的不公允的評價，也是對事實情況的不甚了解。梁啟勛究竟如何，公道自在人心。

3、梁氏兄弟與南長街54號、梁啟超北京故居問題

南長街54號自是梁啟勛的故居無疑，是不是要定位于梁啟超的北京故居，并不是我們的關(guān)注重點，但我們要指出，南長街54號作為梁啟超的“行營”，梁啟超在北京的固定住所之一，這確定無疑。

首先，從《梁啟超年譜長編》、《寶貝，你們好嗎》、《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中有大量已經(jīng)公布的信息，可以說明梁啟超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曾經(jīng)常在這里居住。梁啟超不僅有固定的臥房、書房，還有會客室。

其次，梁啟勛的長女梁思明1919年出生在南長街54號，梁思明的長子孫軍(其父為宋仁，革命工作時期的化名，后沿用，其本姓孫)1957年也出生在這里，他們曾與梁啟勛長期一起共同生活。根據(jù)他們的回憶，梁啟勛曾在南長街54號院建成后(共有四十間房)專門留了10間房給梁啟超，用于休息，工作和會客。梁啟超在二十年代，只要到北京辦事，或者在清華講學的周末，只要進城就住在這里。

再者，之所以提出梁啟超事實上的北京故居問題，是因為現(xiàn)在北京掛牌的梁啟超北京故居梁啟超從未居住過。這個地方是梁啟超的長女梁思順夫婦上世紀三十年代所購房屋。相比一個梁任公從未住過的地方，南長街54號是任公曾經(jīng)長期居住過的地方，更有條件稱為故居。我們也是出于更好的紀念任公的考慮，提出這個問題，并別無他想。

4、關(guān)于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

這批檔案包括信札、手稿、書籍和器物，都由梁啟勛整理，并由梁啟勛后人保存至今。其中不僅有梁啟超寫給梁啟勛的信件，也有康有為、湯覺頓等人寫給梁啟勛的信件。手稿也包括梁啟超、梁啟勛整麥孟華等人。

南長街54號院建成初期總計40間房，梁任公去世后，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中，一些房屋陸續(xù)出租給外人，建國后，僅剩十四間房繼續(xù)由梁啟勛家居住。這些檔案即保存其中。

1966年文革抄家，大量南長街54號院保存的書籍、手稿、信件、照片、文物被抄走，另有很多被燒毀。目前所見的近四百通梁啟超、康有為、麥孟華與梁啟勛的通信，系梁思明當年從紅衛(wèi)兵手里爭取下來的，手稿則是她從當年抄家零散丟失在地上的撿起收藏的；梁氏兄弟藏書，為文革后返還，梁思明從文物局查抄委員會認領(lǐng)取回，家具器物則因紅衛(wèi)兵不看重，一直保存在南長街54號，直到1982年從這里搬離。

我們認為，這批檔案保存至今，殊為不易。南長街54號的歷史也是中國近百年來社會變遷的見證。在這個院子里，不僅有梁氏兄弟一系列活動的記錄，也有他們與近代中國一系列大事的關(guān)聯(lián)。如今，我們梁啟勛后人早已都搬離這個院落，而且已經(jīng)開始拆遷，目前僅余一個門樓尚在。其未來固然與我們無關(guān)，但其歷史不應被忘記。

梁啟勛后人

2012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