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民自由受到侵害，法律保護不周，流氓就是這樣煉成的。

語言發(fā)達的今天，“流氓”這個詞的界定，竟然成了問題。

法官不承認“流氓”這個詞可以用在軟件上。反流氓軟件一再敗訴。流氓軟件們歡欣鼓舞之余，開始反攻倒算，殺毒軟件惶惶然不可終日。網民在失去法律保護后驚惶失措。這件事終于擠壓出黑色幽默結果：反流氓軟件們準備“適彼樂土”，尋求美國法律保護。

一國國民受不到本國法律保護，轉而尋求他國法律保護，古漢語謂之“流氓”，意思是流民、遷移之民，或者轉換“國籍”（如從宋國轉向魯國）。中國公民在虛擬世界上向美國去“流氓”，這是一個重大警示。意義已超過法官不可承受之輕。

網民自由，飽受侵害；盜賊猖獗，守土失責。流氓就是這樣煉成的。

流氓軟件本不足慮

流氓軟件鬧到聲勢如此之大，是件挺可笑的事。我就從來沒被流氓軟件治住過，根本不需要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一個Ghost鏡像覆蓋，一分鐘內，流氓軟件就成白忙軟件。這是所有流氓軟件都躲不過去的簡單一刀。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懂技術、會操作，所以現在廠商殺流氓，協(xié)會治流氓，聯盟告流氓，政府反流氓……熱鬧成一鍋粥。流氓軟件這只過街老鼠走投無路，被趕進法院死胡同。本來大功告成，卻被法官意外放跑。

大家終于重視起來，坐到一塊進行會診。在聽了許多法律專家的分析后，我的印象是，我們打了一個無準備之仗。流氓軟件既簡單，又不簡單。我們必須透徹理解這件事的含義，才能下得去手，聚得起力量，打得準七寸。

如今看來，這件事比我們想像的要復雜。要聯系更廣泛的背景，才能把這件事看清楚。當事人不能太自以為是。我們不妨先把話題扯得遠一點。

流氓是一個植根于歷史的變種問題

我發(fā)現一個有趣的事情：古代法官在處理以“流氓”為主題的案件時，都十分輕松，手到擒來，像玩一樣。

如韋應物《新理西齋》：“方將氓訟理，久翳西齋居。草木無行次，閑暇一芟除?！陛p輕松松打發(fā)了案子，回大別墅整理草坪去了。又如錢起《縣內水亭晨興聽訟》：“晨光起宿露，池上判黎氓。借問秋泉色，何如拙宦情?！迸邪笗r還詩興大發(fā)，觸景生情，思想開小差。

“黎氓”這個詞，是指黎民，更準確說，是黎民中的外來人口，相當于我們今天的農民工或流動人口，古代管他們叫“流氓”，初時并無貶義，就是指流民。

比如白居易在《北亭臥》中的“明朝吏呼起，還復視黎”，這個黎，就是黎氓，即黎民。有意思的是，我發(fā)現網上許多人將后句誤用為“還復視黎無氓”，五言詩里竟蹦出一句六言，還把意思搞反了，以訛傳訛，流傳甚廣。“氓”，《周禮》稱作“”。知道這個典，就不會把排成無氓，遺笑大方。白居易有“青紫行將吏，班白列黎氓”的同樣用法，可以為證。在《周禮》中，民是泛稱，是“民”眾，在外圍田野工作的那一部分，故稱“野民”?！啊?，古本或作“萌”，如《周禮》“以興鋤利萌”。

人們一般了解“氓”的出處，是詩經中著名的《氓》：“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闭f的是一個看上去挺老實的外來小伙子（氓），做布絲生意。他不是（“匪”通“非”）真的想換絲，而是來談戀愛的（沒有互聯網和QQ時，談戀愛就這么麻煩）。如今的流氓軟件，真的是“匪”來貿絲了—像土匪似地強迫別人看廣告、接受服務。他們整個一個《死魂靈》里的諾茲德廖夫，強迫客人摸了狗耳朵還不算，還逼人家摸狗鼻子。

我猜想，古代官員判案輕松，是因為他們了解流氓問題的所以然，有明確的判斷依據。

首先，孟子說，“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為氓。”意思是外來流動人口聽說國家領導人實行以人為本的方針，只要給他們一套經濟適用房，就愿意過來當移民（廛，讀如纏，指平民住房。戰(zhàn)國時期沒有房地產商，所以住房還不甚緊張）。為什么呢，因為仁政可以使人感到安全。

其次，孟子說，“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愿為之氓矣。”不摳字眼兒翻譯，大意是，如果政策可以讓人民安居樂業(yè)，則天下之民，都會高高興興地愿意為此遷徙過來。大概就是由此而來。我還猜想，反過來，如果到處政策都不好，流民就會漸成今天意義的流氓。后世將流氓視為無業(yè)游民，可能是由于無業(yè)使人游手好閑之故?？梢娊洕A十分重要。

中國古代王朝之末，流氓居業(yè)不保，大量成為流寇。不僅如此，流氓蜂起，政府不管，復使此流氓成為彼流氓。

網上基本的安全和經濟權利

人的基本權利，不應因為網上世界而喪失。如果真的“以人為本”，此乃第一要務。農業(yè)社會“氓”的原理，對信息社會“氓”的現實，同樣有借鑒作用。

流氓軟件象征的惡勢力破壞的，是作為基本權利的人的消極自由。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ies）指人免于做他不想做的事情的自由。相對于積極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現代社會認為消極自由是一種更為基本的自由。政府能否保護公民的消極自由，關系到公民對政府的認同。

流氓軟件的一般本質，是侵害網民的消極自由（侵害被動選擇權，即“損人”），讓他們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流氓軟件死光光了，這種行為也不會消失，它將是信息社會長期的基本的矛盾。與流氓軟件的斗爭，矛頭不光是指向流氓軟件，而是針對一切，破壞網民基本權利的潛在。這樣的立法才有意義。否則一事一議地立法，既不現實，也不可能。

流氓軟件的特殊本質，在于通過軟件或IT服務形式侵害網民的消極自由?？梢园葱再|分為：通過“損人不利己”的黑客手段和“損人不利他”的病毒手段，侵害安全權利（安居權利）；通過“損人利己”的廣告、間諜、服務形式和“損人利他”的共享軟件、公有軟件、自由軟件形式，侵害經濟權利（樂業(yè)權利）。

針對流氓軟件的特點，我認為反流氓軟件的策略需要調整。首先，糾纏于流氓軟件定義，是不智行為。因為流氓軟件只是現象，要抓的是孫猴子，而不是孫猴子變出的各種東西。針對提出訴求，才是正解。其次，建議區(qū)分安全權利和經濟權利，分別緩急確定法律對象。經濟權利方面，在沒有分清利弊前（我認為有些人頭腦不清楚、不成熟），不宜妄動，宜采疏導之策；安全權利方面，應積極采取阻塞之策。首先要把目標定位于利用現有法律資源，通過判例向數字領域延伸；其次才是在條件成熟時尋求立法支持。在這種通盤考慮下，謀定而動，所謂證據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流氓軟件看似一個不起眼的小事情，但包含著信息社會的大問題，即人的基本權利的網上延伸問題。對于流氓軟件，人們的真正訴求在于，需要一個成功判例，建立數字時代自由的新標準。可惜這一機會，由于法官的官僚主義，正處于喪失的危險中。而其中得失，超乎人們的想像。這是法官一方要認真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