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期
2011.07.19
個稅減不減,實際上意義并不大。雖然減了對低收入家庭是有一點好處,但是中國更重要的稅收是間接稅,對低收入家庭的傷害很大。我們都知道西方的個稅占總體稅收的比重很高,所以個稅可能更應該增加一點。我比較同意高培勇、賈康他們的看法,從長期發(fā)展來看,個稅總量不但不應該減,而應該增加。真正應該減的,是間接稅。把間接稅減下來,才能真正惠民,才對低收入家庭真正有幫助。[詳細]
目前中國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并不完全是稅重和稅輕的問題,而是個預算民主政制欠缺的問題。現(xiàn)在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核心的問題是政府征稅不經過人民所選代表的批準,財政支出,也不經人民代表的實質性的制約。10萬多億的財政收入,政府是怎么用的?用到什么去了?財政部和發(fā)改委撥款,誰來審議批準? [詳細]
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xiàn)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中國更重要的稅收是間接稅,對低收入家庭的傷害很大。從長期發(fā)展來看,個稅總量不但不應該減,而應該增加。真正應該減的,是間接稅。把間接稅減下來,才能真正惠民,才對低收入家庭真正有幫助。。
國稅局局長肖捷和財政部長謝旭人,都一再表示中國的稅收和財政收入還有進一步增加的空間。按肖捷局長的說法:“政府集中的稅收收入還無法滿足迅速增長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隨著經濟發(fā)展逐步合理提高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p>
中國稅務部門不敢這樣明顯地征稅,一明顯了,老百姓不都反了嘛?大家會說:“政府怎么征了我們這么多的稅!”像增值稅,真正在哪個環(huán)節(jié)里征的,消費者根本都不知道,也很難計算出來。
目前城鄉(xiāng)居民加上企業(yè)儲蓄是近76萬多億。2011年上半年中國的通貨膨脹率是5.3%左右,一年的存款利息則只有3.25%上下。這樣,儲戶存銀行,每年要損失掉2%左右的負利率。76萬億左右的儲蓄,一年的“通貨膨脹稅”就將近1.5萬多億。
在目前中國的稅收里面,最主要的是增值稅、營業(yè)稅、消費稅這些間接稅,這些稅在商品價格里面占很大比重。老百姓到超市里買東西,到餐館吃飯,都是要交這些稅的,這些隱形稅對老百姓的實際生活影響很大。
把錢留給民間,留給企業(yè),留給家庭和個人,才會刺激內需,才會增加民間投資,才會用得比較有效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fā)展長期才是可持續(xù)的。政府以稅的形式從民間征來錢,替家庭和企業(yè)來花,總會是低效率的。
最近個稅起征點提高到3500元,民眾會想:“政府開始聽我們老百姓和網民意見了!你看,網上大家討論一番,網民熱議一番,不是起征點就提到了3500了?一年起碼4萬年薪的人不用繳稅了。”事實上,大量的間接稅、“隱形稅”,老百姓并不知道。
中國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并不完全是稅重和稅輕的問題,而是個預算民主政制欠缺的問題?,F(xiàn)在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核心的問題是政府征稅不經過人民所選代表的批準,財政支出,也不經人民代表的實質性的制約。
韋森:我認同這個觀點。個稅減不減,實際上意義并不大。雖然減了對低收入家庭是有一點好處,但是中國更重要的稅收是間接稅,對低收入家庭的傷害很大。我們都知道西方的個稅占總體稅收的比重很高,所以個稅可能更應該增加一點。我比較同意高培勇、賈康他們的看法,從長期發(fā)展來看,個稅總量不但不應該減,而應該增加。真正應該減的,是間接稅。把間接稅減下來,才能真正惠民,才對低收入家庭真正有幫助。
提高個稅起征點后,財政部其實減不了多少稅收收入。研究稅收的人都知道,在目前中國的稅收里面,最主要的是增值稅、營業(yè)稅、消費稅這些間接稅,這些稅在商品價格里面占很大比重。老百姓到超市里買東西,到餐館吃飯,都是要交這些稅的,這些隱形稅對老百姓的實際生活影響很大。事實上,中國的物價目前這么高,很大一部分跟這些間接稅太高有關系。最近,我在《華爾街日報》自己的“經濟學如詩”專欄里,曾寫了兩篇文章,專門探討了政府稅收與中國的高物價之間的關系。
韋森:對??!國內研究稅收的專家曾估算過,在目前在中國商場出售的100元的女性化妝品中,就有14.53元的增值稅,25.64元的消費稅,還有4.02元的城建稅。單這三項,就占整個女性化妝品零售價格的44.19%了。如果再加上生產和運輸環(huán)節(jié)的政府稅收,比較保守的說,在100元的女性化妝品中,至少有超過50%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說,政府稅收對女性化妝品的最終價格至少“貢獻”了50%以上。也有專家測算過,在一件500元的女性時裝中,大至政府要征85元的增值稅和65元的營業(yè)稅,光這兩項加起來,就超過一件時裝價格構成的30%了。如果是進口的時裝呢?還要加關稅和其他消費稅。即使在國內生產的女性時裝中,加上生產環(huán)節(jié)、運輸環(huán)節(jié)和銷售環(huán)節(jié)中的各種直接稅和間接稅,政府的稅收在一件女性時裝的最終價格中又占多少?
韋森:我估計不大會減?,F(xiàn)在政府決策層的整個政策導向還是增加稅收和其它財政收入。國稅局局長肖捷和財政部長謝旭人,都一再表示中國的稅收和財政收入還有進一步增加的空間。按肖捷局長的說法:“政府集中的稅收收入還無法滿足迅速增長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隨著經濟發(fā)展逐步合理提高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边@說明,政府決策層目前還根本沒有減稅的想法。
韋森:這不是個政府有沒有能力的問題,而是個基本的施政導向的問題,說到底是個體制問題。中國政府決策層總是覺得財政收入不夠用,又怎么會考慮在整體上減稅?我們現(xiàn)在的財政,仍然是發(fā)展財政、建設財政,還不是公共財政。中國經濟的增長,還是靠政府投資來推動,所以,不管你政府征多少稅,也總是不夠用的。今天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56875.82億元,同比增長31.2%。就算下半年和明年再增長30%多,還是不夠用的。關鍵還是政府在整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基本思路上沒有弄清楚,沒有認識到,把稅收減下來,或至少不像現(xiàn)在這樣幾乎瘋狂地增加了,把錢留給民間,留給企業(yè),留給家庭和個人,才會刺激內需,才會增加民間投資,才會用得比較有效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fā)展長期才是可持續(xù)的。政府以稅的形式從民間征來錢,替家庭和企業(yè)來花,總會是低效率的。按照稅收學的一個術語來說,政府征稅花錢,總會產生一種“滴漏效應”。
韋森:對。這不僅僅是稅收的問題,而是中國整個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根本性問題,稅收只是一個表現(xiàn)形式而已。整個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還沒有轉過彎來,主要還是靠政府的推動,還是靠政府來花錢來支撐,長此以往,要出問題的。
韋森:政府很難會這么做。像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這些國家,政府征一種叫GST的消費稅,實際上是價外稅。譬如,你在悉尼和奧克蘭去超市買100塊錢東西,在收銀條上會標明,你買了100元的東西,另外還要交給政府12%到15%GST,清清楚楚。這樣一來,你每次去市場買東西,去餐館吃飯,交給政府多少稅,都明確知道??墒侵袊悇詹块T不敢這樣明顯地征稅,一明顯了,老百姓不都反了嘛?大家會說:“政府怎么征了我們這么多的稅!”像增值稅,真正在哪個環(huán)節(jié)里征的,消費者根本都不知道,也很難計算出來。生產環(huán)節(jié)、運輸物流、零售環(huán)節(jié)等,各個環(huán)節(jié)都有這種增值稅,匯總在一起,就導致中國的許多消費品比在美國和其它發(fā)達國家還要高了。這種狀況在中國目前很難改變,中國的稅收在整體上以及在短期中也很難有實質性的減少,只會不斷地增加。
韋森:是?。∽罱鼈€稅起征點提高到3500元,民眾會想:“政府開始聽我們老百姓和網民意見了!你看,網上大家討論一番,網民熱議一番,不是起征點就提到了3500了?一年起碼4萬年薪的人不用繳稅了?!睂τ谝恍┑褪杖爰彝ィ赡芫蜁X得政府還蠻好的,還是傾聽民聲和尊重民意的。事實上,大量的間接稅、“隱形稅”,老百姓并不知道。在超市里買瓶牛奶,在市場上買點青菜,都有大量的稅在里面了,老百姓從商店的收銀條中根本看不出來。
韋森:對呀,日用消費品都要征稅,且征很高的稅,當然要比個稅多很多。譬如,2010年,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只占政府全部稅收的6.6%,而增值稅、營業(yè)稅、消費稅等間接稅占整個政府稅收收入要50%以上。在這只占稅收6.6%的個稅中,提高起征點,減少一點,在目前中國政府十多萬億財政收入中,才占多大一點?
韋森:這樣算吧,目前城鄉(xiāng)居民加上企業(yè)儲蓄是近76萬多億。2011年上半年中國的通貨膨脹率是5.3%左右,一年的存款利息則只有3.25%上下。這樣,儲戶存銀行,每年要損失掉2%左右的負利率。76萬億左右的儲蓄,一年的“通貨膨脹稅”就將1.5萬多億。也就是說,每年除去近十萬億的政府稅收外,老百姓還要交1.5萬多億元的“通漲稅”。
韋森:當然了。這個稅收最終還是轉移到政府手里面。等于說是政府的負債通過“發(fā)鈔票”來還了。老百姓交了稅后,手中的錢還要貶值,貶值的部分有等于是又去幫助政府,減少了政府的負擔。
韋森:這個問題還不能這么簡單地認為。從全世界來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目前還是最高。通貨膨脹,也是世界各國所共同面對的問題。經濟危機來了,世界各國政府幾乎都無一例外地在刺激經濟增長,都在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在增加基礎貨幣,因而通脹幾乎沒有國家幸免,而其它金磚四國的通脹率更高。最近以來,我一直在重讀哈耶克的一些文著。哈耶克晚年曾批評過凱恩斯。他認為凱恩斯的政策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連一個后凱恩斯主義的大師級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也這樣認為?,F(xiàn)在說通貨膨脹完全是中國政策政策的失誤,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問題,似乎也不公允。中國經濟畢竟在高速增長著。我們要看到它壞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它好的一面。
與英國、美國、歐盟,新興市場國家和其它金磚四國相比,中國宏觀經濟狀況目前還算不錯。當然,你們可能注意到了,近來我常對政府的宏觀政策品頭論足,提出一些批評意見,但我的初衷是希望中國經濟更好,希望中國經濟在長期增長中有可持續(xù)性。這里面的問題很復雜,但關鍵還是要繼續(xù)發(fā)揮和注重市場本身的力量,靠發(fā)展民營部門。從整體上來說,富民,才能真正國強。如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拿得越來越多,留給居民家庭和企業(yè)的份額越來越少,從長期來看中國的經濟增長就不可能是可持續(xù)的,且社會問題會積累得越來越多,最后會出大問題。我們之所以提出一些不同意見,甚至批評意見,希望能幫助決策層轉變中國經濟增長的思路,促進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轉向“富民富”而不是只“富政府”的經濟社會發(fā)展軌道。但是,再說一遍,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經濟好的一方面,且對最近國際上一些唱衰中國的人和機構要有所警惕和防范。
韋森:這個問題很復雜,不一定全是這樣。從2001年中國加入WTO,到2007年上半年,中國不是在高速經濟增長中沒有通貨膨脹?從理論上來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回到哈耶克和奧地利學派與凱恩斯學派的爭論上來了。經濟衰退了,政府要刺激經濟增長,要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最后“通貨”是肯定要“脹”的,但要到CPI上漲,還有很長的傳導機制。中國與西方有點不大一樣的是,目前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是政府和國有部門的投資,主要是靠銀行貸款來推動,而主要不是像前幾年那樣靠民營企業(yè)快速成長來推動,這才是問題的癥結。靠政府部門從銀行貸款花錢來推動經濟增長,在短期有效,在目前的中國經濟的發(fā)展階段上,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有其必然和可行的一面,但長此以往,會出大問題的。在經濟擴張的時候,貸款都到了政府和國有部門去了,修公路,建高鐵,蓋大樓,建廣場等等,到最后誰來還?西方政府刺激經濟增長,很大部分是靠減稅,還有大量是發(fā)了失業(yè)救濟金,故大部分用到民生上了。故此,即使這次經濟危機來了,西方國家民眾的生活總體上還可以,不怎么受影響。西方普通家庭,即使失業(yè)了,車照樣開,照樣去酒吧喝酒,照樣去超市買東西,并沒有過去經濟危機時的那種悲慘景象。但是,我們征了這么多的稅,用到哪里去了?用到民生方面,才幾個錢?說到底,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這樣的財政體制,也不符合中國共產黨所宣稱的執(zhí)政為民的理念呀!
另外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在經濟擴張時,財政撥款和銀行貸款大都到了政府機構和國有部門,但通脹來了,央行一收緊流動性,首先傷害的卻是民營企業(yè),而對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yè)影響卻很小。這樣一來,里外都是民營企業(yè)和中小企業(yè)難,這怎么行?真正推動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和提供就業(yè)的,是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yè),而目前他們的日子很難過。
韋森:對。現(xiàn)在稅收高速增長和政府財政收支不公開、不透明,是跟政府官員腐敗大面積的發(fā)生且屢治不果連在一塊的?,F(xiàn)在動不動查出來一個貪官,就是貪幾千萬,幾個億,甚至更多,說到底這不都與我們政府掌握十幾萬億的財政收入和財政收支不透明、不公開有關?
韋森:我的看法是,目前中國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并不完全是稅重和稅輕的問題,而是個預算民主政制欠缺的問題?,F(xiàn)在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核心的問題是政府征稅不經過人民所選代表的批準,財政支出,也不經人民代表的實質性的制約。10萬多億的財政收入,政府是怎么用的?用到什么去了?財政部和發(fā)改委撥款,誰來審議批準?西方有些國家,像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一些歐盟國家,他們稅收也都很重,但是稅收大都用到老百姓的身上去了??慈珖纳绫;?,我們整個國家才1000多億。政府征了10萬億的稅和其它財政收入,用到社保基金才1000多億,這說明了什么問題?說明政府征到的稅,并沒有多少真正用到老百姓身上。這才是問題的根本之所在。因而,我們國家和財政體制的問題并不完全在于稅收高或低,而是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于政府財政公開透明,在于要讓老百姓知道政府稅收征到后用到哪些地方去了,在于納稅人能通過自己選出的代表來審議決定政府的財政收支。
韋森:這個問題是跟中國的政治體制連在一塊的,不僅僅是個稅收問題。我最近也講,政府財政公開透明,包括目前中央各部門的“三公經費”公開,僅僅是中國走向法治民主政治的一個邏輯起點。未來中國的法治民主建設,最最核心的問題是要建立一個有限政府的政治體制,而其中稅收法定和預算民主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最重要的方面。
韋森:是得動大手術。這些年,我覺得國務院和溫家寶總理已經開始意識到了這一點。講民主、講法治、講憲政、講自由,往往都是空的,限制政府的稅收權,政府財政收支要經納稅人選出的人民代表來進行實質性的審議、批準和制約,才是實質性的,才是最重要的。這些年,我?guī)缀趵靡磺袡C會在講,應該從稅收法定的預算民主政制建設方面來啟動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
當我們聚焦個稅改革的時候,我們忽略了真正的負擔——隱形稅。個稅在這個時候如同障眼法,讓我們在收入分配的訴求上走了錯誤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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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策劃:馬德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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