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沒有強調國有經濟要大規(guī)模發(fā)展，而是強調公有經濟和非公有經濟同等重要，尤其強調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積極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yè)完善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fā)展，這將為今后非公經濟的發(fā)展開辟更廣闊的空間?！辈汤^明在接受鳳凰財經專訪時提到。

編者按：

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閉幕，會議公報發(fā)布后，鳳凰財經專訪了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教授，對于此次公告內容給予了全面解讀。

他認為，這次三中全會通過的決議與以前的歷次三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有一個明顯的差別，即這次公告強調的是“全面深化改革”。而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重點里邊的核心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中，又特別強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這一提法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屆三中全會公報有很大的不同。

鳳凰財經：您認為這次三中全會的公告內容，與此前三中全會的公告比較有何新意？

蔡繼明：這次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與以前歷次三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有一個明顯的差別，即這次公告強調的是“全面深化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把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但并沒有很明確地提出改革開放思想。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此后,十五屆、十六屆，以及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基本上都是關于某一方面或領域的改革，比如說文化建設，新農村建設，市場經濟體制等等。

但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并非只限于經濟體制改革，這是和以往的決定都不同的。

這主要是由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已進入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乃至生態(tài)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所以，新的歷史起點要求必須全面深化改革。

最核心的改革：市場起決定作用

鳳凰財經： 這次三中全會公報的內容來看，哪方面的改革力度是最大的，或者是將會出現(xiàn)大的改革？

蔡繼明：雖然說是全面深化改革，但是從公報的具體內容來看強調的仍然是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而重點里邊的核心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中，又特別強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這與以往官方有關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提法有很大的不同。

過去，官方強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只起基礎性作用，因為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強調市場自發(fā)的作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一定的計劃調節(jié)，更要有政府的調控，政府發(fā)揮的作用是不能夠低估的。

現(xiàn)在，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要減少政府的干預，要由過去“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公報全文雖沒有過多強調政治體制改革，但政府職能的轉變就涉及到政治改革問題。如果政府事無巨細，什么都管，控制資源配置的權力過大，不僅會侵犯微觀行為主體的權益，也難免出現(xiàn)腐敗行為。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的作用發(fā)揮的不好，該管的沒有管好，不該管甚至管壞，就會影響政府和公眾之間的關系。所以，強調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本身就帶有一定政治體制改革的色彩。

此外，有關反腐敗的問題，本身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

鳳凰財經：這次公報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強調二者都是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基礎，這一說法與此前有何不同？

蔡繼明：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自中共十三大以來是一貫的。然而，公報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基礎，要激發(fā)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積極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yè)完善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fā)展，這些是以往黨的文獻中沒有的。特別是針對近年來“公有制才是社會主義的基礎”，甚至認為“國有制是共產黨的執(zhí)政基礎”，從而主張“國進民退”的思潮，公報的上述論斷就更有現(xiàn)實意義。

三中全會明確不搞國進民退

鳳凰財經：新一屆的政府出臺多項關于民營經濟發(fā)展的措施，李克強總理也多次強調促進民營經濟的發(fā)展，結合現(xiàn)在的方案，您認為未來民營經濟在中國的發(fā)展前途如何？

蔡繼明：其實，不只是李克強總理強調民營經濟的發(fā)展，準確來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30多年的改革中，非公有制經濟在不斷發(fā)展壯大，相對地說公有制經濟由原來的一統(tǒng)天下在逐漸地縮小。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還禁止發(fā)展非公經濟，當時僅僅允許個體經濟存在，但其雇工人數(shù)不能超過7個，否則就變成私人經濟。

1987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fā)展生產力，國家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非公有制經濟確定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補充。

1997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才明確非公經濟是社會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則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而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則進一步更明確規(guī)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然而，由于最近幾年國有經濟有比較大的擴展，對某些領域的非公經濟產生擠壓，所以理論界，又出現(xiàn)了姓資姓社的爭論：有人主張國進民退，有的人反對國進民退。至于官方則始終強調國有經濟要進行戰(zhàn)略性調整，既要進也要退，尤其是要退出不該進入的領域。

我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沒有強調國有經濟要大規(guī)模發(fā)展，而是強調公有經濟和非公有經濟同等重要，尤其強調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積極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yè)完善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fā)展，這將為今后非公經濟的發(fā)展開辟更廣闊的空間。

公報傳遞信號國企改革是繞不開的

鳳凰財經：對于國企改革此前呼聲很高，期望新一屆政府能夠對內地國企做出重大變革，而公報對國企改革的闡釋并不多。您是怎么看待這一情況的，國企改革是不是被忽視了？

蔡繼明：公告里中談及兩方面：一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一個是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其實現(xiàn)在公有制在數(shù)量上已經不是主體，以就業(yè)為例，非公經濟吸收了70%以上的就業(yè)人口，對GDP和稅收的貢獻也都超過了50%，但是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還是比較明顯的，國有經濟實際上仍控制著國民經濟的重要的領域，如能源、電信、交通、金融等。

公報特別強調，要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我想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恐怕在今后全面深化改革中也不會動搖。但如果注意到公報強調發(fā)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積極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yè)完善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要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這顯然是為了打破國有企業(yè)的壟斷地位，這也就意味著國有經濟改革是繞不開的。

鳳凰財經：對于國企改革，比如說引進民營資本，有些民營企業(yè)徘徊，擔心制度不完善，出現(xiàn)“玻璃門”與“彈簧門”事件，民資進去或許會血本無歸，您是怎么看待這一狀況的？

蔡繼明：這就涉及到國有企業(yè)自身要加快現(xiàn)代企業(yè)建設，逐漸擺脫行政色彩。國企的領導人不能夠總是扮演企業(yè)官員的身份，政府也不能再直接干預國有企業(yè)的日常經營管理。

如果引入民資，就要按照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根據(jù)出資人股份多少，參與企業(yè)的管理和重大決策。此外，要對國有企業(yè)分配進行改革。人們并不是一定要反對國有企業(yè)，國有企業(yè)從名稱來講，代表的是國民的利益。它使用的是國有的資本，國家的資源，理應為公共利益，為社會所有的成員，給社會帶來公共利益和福利。這是國有企業(yè)的責任。國有企業(yè)利用國有資本獲得的利潤，應該由國家來分配。但事實是，我們的國有企業(yè)在稅后上交國家的利潤不超過其利潤總值的10%，這一比例是大大低于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國家，國有企業(yè)稅后上交的紅利占到40%、50%左右，甚至更高。而我們國企上交國家少數(shù)紅利后，國家又給予一定程度上的返還，財政上還要給國企大量補貼，這樣國企利潤實際上有很多轉化成他們內部高管與國企業(yè)員工的高額收入。

如果是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國企非要壟斷某些行業(yè)也不是不可以，但至少在分配上要做到合理，要讓廣大公眾能夠分享到國有資本所帶來的收益。這一點做好了，特別是國有資本帶來的收益的使用，更多地傾向于民生，公共福利，以及社會保障方面，我認為公眾會對國有企業(yè)給予更大程的認可。

土地改革第一步應平等對待集體與國家所有

鳳凰財經：公報提出要建立新型的農業(yè)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并且強調由市場定價，建立統(tǒng)一的城鄉(xiāng)建設用地市場，您是怎么看待這一次土改的？

蔡繼明：土改的問題其實在十七屆三中全會已經提到，一般的在官方的話語里不叫土改，因為一講土改就好像回到過去打土豪，分田地時期。

當時，特別強調的是土地要流轉，所謂土地流轉就是允許承包的耕地流轉，確認為經營型建設用地的也可以進入市場，政府要逐步減少征地的范圍。但令人遺憾的是過去五年，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這些改革，并沒有完全實現(xiàn)，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重申了十七屆三中全會的精神。

但是應該注意到，十七屆三中全會強調的是對依法取得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必須通過統(tǒng)一有形的土地市場、以公開規(guī)范的方式轉讓土地使用權，在符合規(guī)劃的前提下與國有土地享有平等權益。而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沒有做具體的限制，只是一般地提建立統(tǒng)一的城鄉(xiāng)建設用地市場，這就有可能賦予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更多的開發(fā)權、發(fā)展權，即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用于商業(yè)性開發(fā)，包括房地產開發(fā)。中國已經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xiāng)，全面構建小康社會時期，而城鎮(zhèn)化又是未來經濟發(fā)展的最大的潛力。土地制度如果不改革，新型城鎮(zhèn)化，農業(yè)現(xiàn)代化，乃至工業(yè)化的最終完成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鳳凰財經：您認為這次土地改革會做出哪些實質性突破?

蔡繼明：過去，中國土地用途的改變，靠的是行政手段，也就是說，農業(yè)用地或者農村建設用地，要變成城市建設用地，首先要通過行政手段把它征收為國有土地，這個征收過程排斥了市場，對農民的土地權益造成一定的侵害，也就不能使農民的土地財產帶來相應的財產收入。因為在征地環(huán)節(jié)，補償給農民的其實不是土地的真實價值，而是按照原有土地的用途，即農業(yè)用途給予補償。

土地的真實價值是由其未來的用途比如工商業(yè)開發(fā)的收益決定的。實際上，土地真實的價值要遠遠的超過給予農民補償?shù)氖?、百倍。因此，公報特別強調讓農村平等參與現(xiàn)代化進程，公平地分享現(xiàn)代化所帶來的成果，包括由于城市化所帶來的土地增值，允許土地進入市場，賦予農民更完整的產權，而不是由政府單方面確定補償標準。

鳳凰財經：那么公告提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是涉及到土地流轉經營到市場層面，還是觸及到土地私有化層面，即土地將成為農民的私有財產？

蔡繼明：從法律層面說，中國土地都是公有制：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但是實際上，這些年農民的集體所有土地制度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包括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和宅基地的使用。宅基地有了一定的繼承權。現(xiàn)在要討論的是農民宅基地使用權以及農地承包權能不能出租、抵押和轉讓。如果這些權利都給予了保障，那么農地雖然還是集體所有，但是農民可享受到更多的土地的權益。

現(xiàn)在來看，改革的第一步，應是平等對待土地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不能認為國有制就一定要高過集體所有制。做到這一點之后，農民土地的權益就能夠在更大程度上得到保障，再進一步的改革也有不同的認識。我主張賦予農民完整的產權，不單純是使用權，還應涉及所有權。

其實，不僅是農民，城市居民也應如此。最容易，最直接應該做的是，宅基地完全歸住房所有者，購買了房子，就應該獲得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權，允許繼承，轉讓。至于非公眾利益的企業(yè)所使用的土地，還需要更深一步的改革。

目前改革，還做不到土地私有化，但城鄉(xiāng)建設用地兩種公有制應該做到同地同權同價。先達到有效保護農民集體土地產權的目的。

鳳凰財經：關于財稅制度改革，公報中提及明確財稅權，您認為這一次財稅制度改革否認重點是什么？

蔡繼明：除了要劃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還要理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在中國的財政體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連在一起的，如果減少地方政府征地的范圍，從而使農村的土地能夠在符合規(guī)劃的前提下直接進入到市場，那么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就減少，有可能造成財政收支不平衡。這里面就涉及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財稅分成的比例，該留給地方政府的就直接留下來，中央政府沒必要一拿走，然后再返還，這種返還容易造成“跑部錢進”，尋租腐敗。

鳳凰財經：以地方政府征地為例，允許農民擁有一定的產權，土地在市場上流通，對地方政府的利益會造成沖擊，甚至遭到反對。您是怎么看待改革中利益的阻礙？

蔡繼明：首先，地方政府想繼續(xù)依靠土地財政來擴張城市和發(fā)展經濟，這條路已經走不通。因為客觀上，十八億畝耕地的紅線已經逼近，每年中央政府下達的新增建設用地的指標是很有限的，遠遠滿足不了地方政府建設需要的數(shù)量。最近，這兩年土地出讓金的數(shù)量也逐年減少，地方政府再想多征土地也做不到的，沒那么多土地可征了。

的確，土地制度的改革會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抵觸，但應該通過思想教育，宣傳指導讓地方政府看到盡管政府征地的范圍縮小，出讓金減少，但如果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集體進入市場，政府的對土地的壟斷被打破，那么地價會降下來，地價降下來房價也會相應的降下來。如果有了這兩個下調，那么就會有更多的城市里中低收入者能夠買得起房，租得起房。這樣，地方政府對保障房建設的壓力就相對減輕了，這有助于加快城市化進程。隨著地方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城市消費市場就會更加繁榮，民工荒現(xiàn)象也會減少。

此外，由于居民住房負擔減輕，對工資的要求也就不會那么高，企業(yè)的用工成本-勞動成本也會相應降低，競爭力也就增強。這正好符合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要求，從這個角度看，土地制度改革的阻力是可以逐步消除的。

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將進一步阻礙中國經濟發(fā)展

鳳凰財經：現(xiàn)有觀察人士或國外媒體認為，新一屆政府在改革上表現(xiàn)出“政左經右”，即政治上保守，經濟上邁大步伐，甚至有分析者認為，政治改革滯后，經濟改革步子大，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您是怎么看待這種狀況的呢？

蔡繼明：從理論上說，政治體制改革，肯定是必須和經濟體制改革齊頭并進。這個道理早在中共十三大前后，鄧小平就已經反復強調過了。然而中國的實際狀況是，這些年，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所以在十八大召開前后，社會輿論希望能夠盡快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我們當然有理由推測這個“全面深化改革”應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公報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重點，好像沒有把政治體制改革擺在最重要的位置，這可能大大低于人們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預期。

政治體制改革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想當務之急是反腐敗。腐敗造成社會最大的不公平，公眾的意見也最大。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即使不提政治體制改革，如果把政府的作用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充分發(fā)揮市場，民間資本，非公經濟，以及社會各階層，各生產要素的積極性，這就意味著一定要減少政府的權力，減少政府控制資源，配置資源的作用。再加大反腐的力度，建立預防腐敗的體制機制，能夠做到這一步，我想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真正要從預防腐敗的機制上防止腐敗，不可能不觸及到相應的政治體制。

鳳凰財經：如果下一步經濟改革繼續(xù)前行，政治改革滯后，未來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會不會受到政改滯后帶來的更大阻力呢？

蔡繼明：我想是的，不管官方媒體怎么宣傳，政治體制改革無實質性推進，中國經濟進一步發(fā)展就會受阻。因為現(xiàn)在經濟體制里的問題，已經不再能單靠經濟體制自身的改革就能解決了，必須伴隨著相應的政治體制的改革。過去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確通過經濟體制改革促進整個經濟的發(fā)展，但是以后還能不能做到，我想恐怕至少單靠經濟體制改革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要想長久保持中國經濟發(fā)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五個文明建設同步推進，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鳳凰財經：公報出來后，有些民眾感到失望，認為一些重點領域的改革沒有深化，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公報的，對預期來說是不是有些失望？

蔡繼明：整體來看，公告提及多是框架性內容，具體細則比如像戶籍制度好像基本上沒有提到。這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剛剛畢業(yè)的大學生，以及從外地小城市進入大城市的外來人口特別關心的。還有，十年來住房價格越調越高，政府到底有沒有更有力的措施使房價回歸到合理的水平。這些在公報里都沒提及，我們還不能過早地下結論，還需等到決定全文公布后再做評論。（文/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