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杉

劉杉，經(jīng)濟學博士，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輯，兼任南開大學國經(jīng)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學經(jīng)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信托與基金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MBA導師，曾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國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經(jīng)濟學》。

鬧來鬧去，其實我們都是河北人。

京津冀雖分屬三個行政區(qū)，地理上卻是一家人，只是這一家人在歷史上分分合合，鬧成現(xiàn)在這個樣子。

河北省肇始于直隸省，直隸省會最初為大名，雍正八年改設保定，對外通商后，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北洋大臣要常在天津口岸辦公，天津也就成為半個省會。1928年6月，直隸省改名河北省，省會設在天津，同年10月，省會遷往北平，兩年后，省會再遷回天津。而天津在1935年6月成為直轄市，省會再度遷往保定。新中國成立后，河北省會經(jīng)歷了在保定、天津之間來回遷移，最終落戶石家莊的過程。

這有點像繞口令，更是窮折騰，可謂“越窮越折騰，越折騰越窮”。不過從河北省會的變遷看，京津冀本來就是一體。晚清和民國期間，省會雖來回變換，但北平、天津終歸還是河北的一分子。在當代政治中，京津冀也具有特殊地理意義。李大釗最早在北平創(chuàng)建黨組織，在此后長期政權斗爭中，中共形成了京津冀系，在權力構架內(nèi)，與上海華東系不分伯仲。

“解放后”，經(jīng)過多次折騰，京津冀最終分為三兄弟，雖源自河北同門，但親兄弟漸行漸遠。

在筆者印象中，改革開放前，天津和唐山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都很高，天津更是好于北京，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北京利用首都優(yōu)勢，遠遠走在前邊，天津和河北漸漸失落。

造成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行政區(qū)劃導致各自為政。

北京、天津同為直轄，地位提升，河北不再“直隸”，淪為附庸。政治地位的不同，加上行政區(qū)劃的間隔，使得三地各自為政，自我發(fā)展。由于京津主要利用河北資源發(fā)展經(jīng)濟，各自為政的結果是，經(jīng)濟結構不合理，產(chǎn)業(yè)配置重復，資源稟賦差異沒有形成有效的經(jīng)濟分工，最終導致區(qū)域經(jīng)濟效率下降。

第二，“唯GDP論”促使互相拆臺。

三兄弟本是同根，理應互相扶持，但在“唯GDP論”政治背景下，三地主政者缺乏大局意識，都想獨樂樂。北京占據(jù)老大地位，不管兄弟死活，拼命吸收資源。天津依靠出?？趦?yōu)勢，給北京設置障礙，逼迫大哥留下買路財。河北作為小弟，既指望不上大哥相助，也靠不上二哥相幫，只能自己做點小買賣，擺個地攤，結果污染遍地，也讓大哥二哥苦不堪言。

第三，觀念差異拉大心理距離。

在京津冀歷史上，天津是北方最重要口岸，民國時也是十里洋場，國胄皇戚聚集之地，但天津也有小市民之氣，小富即安，在改革開放后，吃了大虧。河北省會落戶石家莊，從洋氣十足的津門，走回耕地環(huán)繞的“莊”間，從此，河北重拾農(nóng)業(yè)文明，自滿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北京此前很土，“三大怪”之一是穿外罩時“小棉襖要漏一塊兒”。但北京得首都優(yōu)勢，逐漸發(fā)展為“高大上”，從此趾高氣昂，傲視天下。河北人要進京發(fā)財，更要發(fā)財后進京。天津人倒也坦然，雖不如大哥氣派，但絕不給大哥拎包， “狗不理”這招牌還是有講究的。

京津冀三兄弟各有三畝地，日子好壞不一，但各過各的。如今中央要讓三兄弟變得一家親，這事并不容易。三兄弟此前也常合計，但畢竟都有小算盤，三雙筷子終究無法捆成一把。因此，要搞京津冀一體化，還得大家長出面。手心手背都是肉，這樣才能一視同仁。

老大北京要減減肥，老二天津要美美體，老三河北要壯壯身，這一切都需要大家長出面協(xié)調(diào)，分配資源。河北人一直有將省會遷回天津的情節(jié)，筆者以為，這種想法還是向后看。與其退步走，不如不回頭，讓中央出面，把北京、天津和河北資源進行統(tǒng)一配置，每個兄弟不能留一手，每個兄弟都要伸出一雙手，這樣三雙手才能握在一起，三個兄弟才能圍成一圈。

河北近來表態(tài)，要圍繞京津兩城做好城市群發(fā)展，這個路子不再是農(nóng)村包圍城市，而是借用城市群帶動農(nóng)村，背后體現(xiàn)的是河北觀念的轉變。這很不容易啊。三弟已經(jīng)積極主動，大哥二哥就應該放棄前嫌，做個好哥哥。

三個兄弟如何一家親，我們河北人都瞧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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