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出生在新聞世家，進入新聞行業(yè)看似順理成章，其實是陰差陽錯。當年本來想考北大中文系，卻被人民大學新聞系錄取了。

“文革”期間，中國新聞業(yè)受到嚴重摧殘，“兩報一刊”事實上成了“政治娼妓”(列寧語)?！拔母铩苯Y(jié)束后上大學，我最初不太想上新聞系，分配到新聞系，只有上，系無奈。不過我的大學生涯正與中國改革的啟幕同步。4年學業(yè)完成后，我想，既然做新聞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

改革是艱難的，經(jīng)濟改革既如此，中國新聞業(yè)的變遷只有更難。但改革以及由改革驅(qū)動的中國進步，是時代的大趨勢。我做職業(yè)新聞人27年，有過許多興奮與沮喪，信心與失望。中間猶豫過，要不要這樣做下去,可總覺得沒有什么理由放棄追求，因為希望總在，雖然通向希望的路并不是筆直寬闊的。這些年，興奮與信心越來越多了。我想我的路是選對了，覺得自己是幸運者。

《財經(jīng)》的創(chuàng)刊號，就發(fā)表了很有影響的報道：誰為“瓊民源”負責？是大家所說的批評性報道。接下來，《財經(jīng)》揭露了很多股市操縱的案例，以及其他經(jīng)濟領域的問題，比如《君安震蕩》《基金黑幕》《銀廣夏陷阱》《誰的魯能》等等，當然，壓力也非常大，包括利益集團的非議。我覺得媒體的批評權(quán)、公眾的知情權(quán)遠遠大于利益集團自賦的或他賦的歷史使命。

對于未來，我當然希望經(jīng)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矛盾逐漸理順，市場規(guī)則得到真正的尊重，公開、公正、公平得到進一步的保障，記者沒有那么多的“黑幕”可揭露。另一方面，我又希望媒體有更大的空間，不承擔那么多的壓力，媒體人可以安心而盡職地履行媒體責任。

我覺得，我和《財經(jīng)》見證著中國轉(zhuǎn)型期的整個社會經(jīng)濟現(xiàn)象，對它的復雜性的理解，是很多時候回過頭才能看到的。我覺得中國的記者需要獨立的認識能力，需要理解轉(zhuǎn)型中國的成熟的、有理論支撐的復雜認識框架。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能需要比我們杰出的外國同行更多的努力，才能做好我們的事情，不負記者的使命。但機會肯定是有的。

對中國的事情，我最不會做的就是預測。我經(jīng)歷過“文革”十年，從1966年的中學生停課到1976年的“四人幫”倒臺。我愿意承認，在當時的每一次跌宕之中，我都從未預測過將來如何。何況此后我們又經(jīng)歷了改革開放艱難挺進的30年。甚至11年前創(chuàng)辦《財經(jīng)》，我自己對《財經(jīng)》也無甚預測，更談不上長期預測,就是在一直努力做著，就到了今天。

現(xiàn)在年長了，見得多也想得多。我已經(jīng)深刻地意識到，對今后進行長期預測，非我的能力可及，甚至也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我就在想，我們期望的中國應當是什么樣，每人心里有個夢，英文叫vision，中文有譯作“愿景”。然后就是扎實地努力，向這個愿景靠近。愿景可能總是很遠很遠，我作為樂觀主義者，也得不斷調(diào)整，然后努力地靠近著。或許，通過今天這種努力，外人可以窺知我對未來的“預測”。所以，我只想回答：想知道我對40年后的中國有何遙想嗎？請檢索我今天的腳印吧。

我只想，應當無愧于未來，其余的只有后人來說、來做了。

胡舒立 1953年出生，現(xiàn)任《財經(jīng)》雜志主編。

自1998年創(chuàng)刊之日起，《財經(jīng)》就帶有鮮明的胡舒立的烙印，其影響力已遠遠超過一份普通的財經(jīng)類媒體的范疇。胡舒立帶領下的《財經(jīng)》一直是新聞理想的踐行者，它既秉持媒體的良知與勇氣，又以新聞專業(yè)主義為追求，成為中國當代新聞界的一種職業(yè)標準。

胡舒立還設立《財經(jīng)》獎學金，資助國內(nèi)優(yōu)秀的財經(jīng)新聞記者、編輯及財經(jīng)新聞專業(yè)研究生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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