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案例

被告人陳某于1999年12月注冊成立A公司，并擔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08年5月，陳某以其兄名義以股權轉讓方式收購B公司，并成為該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之后，被告單位A公司及被告人陳某以A公司名義，從銀行及民間大量借款用于經(jīng)營，并欠下巨額債務。

2012年至2014年期間，被告人陳某明知被告單位A公司無歸還能力，仍以A公司生產(chǎn)經(jīng)營需要資金等為由，以高息為誘餌，以A公司名義或A公司提供擔保的形式，先后騙取王某等16名社會公眾或單位人民幣29791.395萬元，僅以還本付息的方式歸還17044.582萬元，實際騙得人民幣12746.813萬元.

除部分用于企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外，大部分用于歸還銀行貸款、民間借款、支付高額利息及購買豪車等。

2014年3月27日，被告人陳某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并如實供述了犯罪事實。

被告單位A公司及其主管人員即被告人陳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shù)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集資詐騙罪，屬單位犯罪。

被告人陳某犯罪后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其系被告單位的主管人員，故被告單位A公司也系自首，對被告單位及被告人陳某均予以從輕處罰。

正確界定單位犯罪

依托于互聯(lián)網(wǎng)大時代產(chǎn)生眾多的新型創(chuàng)新業(yè)態(tài)，也滋生了大量的新型犯罪行為。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秩序罪”集中規(guī)定了單位犯罪的處罰，而單位犯罪與自然人因其處罰范圍，追訴標準以及處罰力度的不同，對二者進行區(qū)分十分必要。

筆者基于一則單位集資詐騙罪的案例進行討論。

那么，如何認定單位犯罪？我國《刑法》第三十條規(guī)定：

“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guī)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刑法》

《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guī)定：

“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是單位犯罪。”

《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單位犯罪構成的前提是法律已有先前規(guī)定，判斷的標準在于是否以單位名義實施，是否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

“以單位名義實施”

其一，“以單位名義實施”是一個實質性的要素。

在非法集資類案件當中，公司常常是集資事實的運作主體，如不加以限定“以單位名義實施”的內核，則會擴大單位犯罪的處罰范圍。

筆者認為，“以單位名義實施”不僅停留于決策的外化代表是單位，更為重要的是，其犯罪意志是由單位的決策機構所產(chǎn)生，或者由其他執(zhí)行機構事先執(zhí)行，事后由決策機構加以追認。單位犯罪的意志并非任何自然人意志的簡單相加，而是其獨立人格意志的結果。

“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

其二，“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是指歸單位全體成員所有，并非歸少數(shù)的決策者或者具體實施者所有，這是“為單位謀利益”的具體體現(xiàn)。

當然，實踐中大量存在以公司的合法形式為軀殼，實施犯罪活動的現(xiàn)象，此時單位法人人格的否定制度就比較重要。相較于自然人犯罪而言，通常單位犯罪的追訴標準較高，適用范圍較窄，處罰較輕。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guī)定：

“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第三條規(guī)定“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由實施犯罪的個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關自然人犯罪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

《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

“負責人”的認定

第三，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認定。

《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guī)定：

“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在單位實施的犯罪中起決定、批準、授意、縱容、指揮等作用的人員，一般是單位的主管負責人，包括法定代表人。

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在單位犯罪中具體實施犯罪并起較大作用的人員，既可以是單位的經(jīng)營管理人員，也可以是單位的職工，包括聘任、雇傭的人員。

應當注意的是，在單位犯罪中，對于受單位領導指派或奉命而參與實施一定犯罪行為的人員，一般不宜作為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

對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應根據(jù)其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節(jié)，分別處以相應的刑罰。”

筆者發(fā)現(xiàn)，司法實踐中常常以行為人在公司整個結構框架中的級別、職稱、職務等形式認定為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這割裂了行為人與單位意志之間的聯(lián)系，未能考慮行為人是否實際參與了決策程序。

另外，行為人在單位犯罪中的客觀行為也是認定標準。

刑事審判參考251號指導案例（北京匡達制藥廠偷稅案）明確了未參與策劃、組織、實施單位犯罪行為的單位法定代表人，不能因單位犯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另外，行為人組織、指揮、策劃、決策的行為必須對單位犯罪行為存在實質的促進作用，才應承擔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