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秦其斌懵懵懂懂地帶領飛樂音響，向社會公開發(fā)行股票融資，轟動國內外。

1986年9月，飛樂音響實現(xiàn)了柜臺交易流通。當年11月，鄧小平把一張飛樂音響股票作為禮物贈送給美國紐約交易所董事長約翰·凡爾霖，用這樣一種象征方式，向世界宣告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

憶往事，66歲已是滿頭白發(fā)的秦其斌頗有“二十余年成一夢，此身雖在堪驚”的慨嘆，他說那時“我不是在弄潮，而是被潮流推著走”。

而最早報道飛樂音響公開發(fā)行股票的記者潘新華今天也認為，當年上海搞股份制試點勢在必行，沒有秦其斌，還會有李其斌、王其斌。

口述 秦其斌（飛樂音響首任董事長）

地點 上海得和茶館

時間 2008年6月30日

整理 本報記者黃俊峰

“坐無軌電車上路”

今年采訪我的媒體很多，都要我講當年“小飛樂”發(fā)行股票的事。很多文章把我寫成了一個很有闖勁的改革帶頭人物，這顯然夸大了我個人在那個年代的作用。

其實，當時“小飛樂”的改革，就像是坐無軌電車上路，不是有計劃地往前開，而是摸索著走到哪兒算哪兒。實事求是地講，飛樂音響公開發(fā)行股票，偶然因素很大，成為第一股更是沾了偉人鄧小平的光。

總之當時我是被潮流推著走的。一切好像是無意識的，又像是有意識的。

1958年我考上復旦大學電子專業(yè)，畢業(yè)后被分配到上海儀表局下屬的上海無線電廠。1984年被任命為上海電聲總廠廠長，就是“大飛樂”飛樂股份的前身。

電聲總廠主要生產(chǎn)喇叭，給電視機廠做配套，當然也可以做成音響。那個年代人民生活水平開始慢慢提高，對娛樂活動的需求上升，上海街頭開始出現(xiàn)音樂茶座，生意很好，對音響設備需求很大。

我就琢磨著是否可以擴大音響生產(chǎn)。但是在一個蘿卜一個坑的計劃經(jīng)濟年代，計劃外的經(jīng)營活動最缺的就是資金。我把擴大音響生產(chǎn)的想法向上級作了匯報，他們同意，但資金要我自己想辦法。

1984年上半年，我在長寧區(qū)參加工商聯(lián)的會議，聽一些老工商業(yè)者聊天說起舊上海很多民族企業(yè)用股票集資，這是我第一次聽說股票這個東西，當時理解就是一種集資的憑證。根本沒有意識到股份是關系到產(chǎn)權證明的東西，那個時候如果知道發(fā)行股票意味著搞產(chǎn)權多元化改革，認識到這個層面的話，估計我就沒膽子搞下去了。

就是偶然中得到的這點股票知識，讓我想到了通過發(fā)股票向其他單位和內部職工集資。這個想法得到了上級支持，回頭看，其實那個時候，大家都沒有理解股票的真正含義，把它等同于國庫券。

“報紙逼我公開發(fā)行”

我們要發(fā)股票集資的消息，不知道怎么就傳到了《新民晚報》潘新華耳朵里，他是跑上海工業(yè)條線的記者。11月15日上午他跑到我們廠，問我:“秦廠長，聽說你們要發(fā)行股票集資，有沒有這回事？”

我說有，他緊跟著問:“那你們打算向社會發(fā)行嗎？”“是啊，向社會發(fā)行?！蔽译S口回答說。

顯然，記者是有備而來的，而我就是這樣一個冒冒失失的人，講話浮。這個回答其實很輕率，因為當時我們其實準備內部發(fā)行，我認為向其他單位和內部職工發(fā)行，就是向社會發(fā)行，并沒有想到向普通老百姓發(fā)行。

結果，當天下午《新民晚報》頭版上就登出了“上海飛樂音響公司接受個人和集體認購股票”的消息，很多市民打電話到報社和我們單位，問具體什么時候發(fā)行，怎么認購。

這樣一個偶然，逼著我后來不得不公開發(fā)行?？梢哉f，新聞輿論的推動，使“小飛樂”在股份制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最后我們拿出10%的股份向社會個人發(fā)行，一天就賣光了。

我還到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的姐姐榮漱仁女士家里去，我告訴她飛樂音響要發(fā)股票，想請她做名譽董事。她很痛快地答應了，說；“好事啊，我也買你們股票?！彼孟褓I了很多股，人家是民族資本家的后代，真正了解股份制和股票。

實際上，我們當時發(fā)行的一萬股（記者注:每股50元）股票，更像是債券，甚至比債券還保險，因為規(guī)定對個人股東實行“保本保息”，還實行“自愿認購，自由退股”，按銀行一年定期儲蓄存款利率計算股息。

要是沒有保本保息這一條，老百姓誰敢買??？上級一開始不允許我自己買，我就匯報說，如果我不買股票，下面職工會有意見，這才讓買了1股。2000年我退休后，都拋了，呵呵。

“開業(yè)儀式上領導不提股份”

在“小飛樂”發(fā)行股票的前前后后，我們都得到了工商銀行的指導，他們的角色就相當于現(xiàn)在的證券公司。

當時上海制定了一個股票發(fā)行辦法（記者注:1984年8月10日，上海出臺《關于發(fā)行股票的暫行管理辦法》，這是新中國有關證券方面的第一個地方法規(guī)），我們發(fā)股票的程序都是按規(guī)矩辦的，“小飛樂”是一個新辦集體所有制企業(yè)，才50萬元資本，是塊實驗田，各級領導也都支持。

開業(yè)之前，我邀請當時擔任上海市委常委的吳邦國參加，他很爽快地答應了，并且還叫上同是常委的黃菊一起去。11月18日飛樂音響的開業(yè)儀式，吸引了很多記者。他們對我說，今天就是想聽聽市政府領導發(fā)言時，怎么講股份制和股票。

吳邦國從口袋里掏出兩頁紙發(fā)言稿，他要求飛樂音響今后要抓好質量，做好服務，提高效益，從頭到尾一個字都沒提股份制和股票。那些記者很失望，第二天我們開業(yè)的稿子在報上都發(fā)得很短。

現(xiàn)在仔細想想，那個時候中央大力提倡國有企業(yè)改革放權讓利，集體企業(yè)實行承包制，根本還沒到提股份制的分上。上海一向是少說多做，吳邦國在飛樂音響開業(yè)儀式上故意不講這些，是一種政治智慧。但他愿意出席，本身又用行動證明了對我們改革的支持。

“分紅遭稅務局調查”

1986年初，“小飛樂”第一次分紅就引來了靜安區(qū)稅務局的查賬。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一個稅務局工作人員晃進我辦公室，他上衣紐扣敞開著，質問我:你們分紅就是私分國有資產(chǎn)。我回答:我們不是國營單位，是集體的。他大聲說:集體也是國家的。

雖然上海制定了股票發(fā)行辦法，可在計劃年代，各個部門之間壁壘森嚴，稅務和工商根本不管發(fā)股票的事。

“沾鄧小平的光成為第一股”

1986年9月，“小飛樂”和延中兩個股票在工商銀行上海靜安信托營業(yè)部進行柜臺交易。那天我去看了，地方很小，人很多，我心里很激動，也很感動，心想真的有人買賣我們的股票呀？

股票上市交易后，國外媒體對我們更感興趣，日本的、美國的記者都來采訪。他們問得最多的問題有兩個，第一個是股票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你為什么要搞？我就依樣畫葫蘆回答說，對資本主義有用的東西，我們也可以借鑒。第二個問題是，你的經(jīng)驗能在中國推廣嗎？我當時的回答真有點不知天高地厚，我說:“成不成，就看我們的試點?！?/P>

11月，鄧小平向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凡爾霖，贈送了一張“小飛樂”的股票，成就了我們新中國第一股的地位，我們沾了鄧小平的光。

當時好多股票被送到北京去挑選，上頭不滿意，“小飛樂”是第二批送去的，最后被選中，主要是因為印刷精美，所以說“小飛樂”成為第一股偶然因素很多。

那個美國人特別較真，非要跑到上海來把“小飛樂”股票過戶到他名下，這下在國際社會引起轟動。

退休后，我經(jīng)常反思，自己當年經(jīng)營“小飛樂”的時候，很多方面有失誤，現(xiàn)在“小飛樂”帶著新中國第一股的光環(huán)，主業(yè)還是不行?！靶★w樂”雖然也取得很大發(fā)展，但是總覺得遺憾很多。

口述 潘新華（第一個報道飛樂音響公開發(fā)行股票的記者）

地點 上海文新報業(yè)大廈43樓茶座

時間 2008年7月2日

整理 本報記者黃俊峰

寫飛樂音響那篇新聞，當時我哪能意識到意義是劃時代的呢？那會兒就覺得是個新鮮事兒。

這篇文章發(fā)表在1984年8月15日《新民晚報》頭版，在中心偏左的位置，有495個字。主標題特別把“接受個人和集體認購股票”拎出來，這是老編輯的手筆。

我認為新聞就是為歷史打草稿，回顧我1984年寫過的一些報道，那時上海從上到下，涌動著改革開放的沖動和激情，很多地方都在悄然發(fā)生著顯著的變化。

年初我采訪了解到，上海鋼琴廠1983年一共生產(chǎn)了聶耳牌鋼琴4800架，除了出口國外，投放國內的鋼琴銷售一空，購買者很多是個人消費者。那年10月，中斷了三十年的個人支票重新在工商銀行上海徐匯區(qū)辦事處復活。上海還規(guī)劃建造五星級的靜安希爾頓酒店，中德合資的上海大眾汽車制造廠也在1984年開工建設。

1984年6月，時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工業(yè)黨委書記的黃菊在一次會上的講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還寫過一篇比較長的報道。當時黃菊要求基層黨員不做改革的旁觀者、同情者，而應該做改革的參加者和促進者。

在談到“改革不要等”這個問題時，黃菊引用了一句非常經(jīng)典的俗語:“草鞋沒樣，越打越像”，支持和鼓勵改革試點、探索的決心一下子就表現(xiàn)出來。

1984年的上海有這樣的背景，沒有秦其斌，早晚還會有李其斌、王其斌出來搞股份制試點。

改革開放30年，風起云涌，激情蕩漾。資本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萌芽到逐步成熟。30年的風雨中，有無數(shù)次的激動、喜悅、驚險和進步。本報從今天起開辟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專版，讓我們穿越時光，重溫歷史，放眼未來，走向輝煌！

1986年9月，飛樂音響柜臺交易第一天的景象。左上角為飛樂音響原始股票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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