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9日 22:51
來源：鳳凰財經(jīng) 作者：張五常

人參與條評論

（七）

在芝加哥大學的兩年中，我私下里與科斯研討過的問題，其中一部分是關(guān)于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求他指導。那時該校的出版社已決定把我的《佃農(nóng)理論》一書出版。我從未跟科斯談及此稿的理論—凡是寫好了的文章，我通常不愿再談。但受了科斯的影響后，我在該書內(nèi)補加了一章，是關(guān)于合約的選擇的。本來我在論文內(nèi)已談到這個問題，但科斯給了我新的啟發(fā)，使我決定將幾頁紙的討論增加到數(shù)十頁，成為獨立的一章。

既然可以獨立成文，我就把那一章改寫，后來（1969）在科斯接編的《法律經(jīng)濟學報》上發(fā)表。該文的題目是《交易費用，風險規(guī)避，與合約的選擇》。初稿是一九六八年初在芝加哥大學寫成的。在校內(nèi)傳閱了幾天后，施蒂格勒打電話給我，簡單地說：“你那篇文章很有意思，下星期四是吉日，那天下午你要到我們的研討會上來講述一下。你可能不用說什么，因為在座的聽眾到時都會先把你的文章讀過了的。”

芝大的研討會—他們稱為“工作室”（workshop）—舉世知名，每星期都有五個這樣的“會”，每個會有不同的學術(shù)范圍。其中最有名的是弗里德曼的貨幣研討會與施蒂格勒的工商組織研討會。弗里德曼的比較特別：他的“工作室”是“關(guān)閉室”（closedshop），因為一個學年內(nèi)不打算在他那里提供一篇文章的人，就不能參加。施蒂格勒的卻是“開放室”（open shop），任何人都可以參加，但到場之前必須把文章讀過。這些研討會沒有學分，算不上是課程，除芝大外，沒有任何高級學府真正地成功過—長久地有多個熱心的參與者—更何況芝大每星期有五個之多。

它們從不間斷，參與的人事前都必定有所準備，而提供“論”稿的人可以借此機會而獲益不淺。施蒂格勒主持的研討會以“殘忍”知名！在座的經(jīng)濟學教授與研究生參半，講者可先作十五分鐘的講話，跟著的兩個小時，聽眾就“大開殺戒”，沒有人會手軟的。我曾經(jīng)見過一位外來的名學者，在施氏的“會”上被聽眾殺得片甲不留，面紅耳赤，差不多要哭出來。聽眾中有一位看不過眼，就大聲對那位外來學者說：“在我們這里你不能坐以待斃，你要反攻??！”

話雖如此，能被邀請到施氏那“室”中講話的，是一種光榮。我到芝大不到半年就得到施氏親自邀請，喜出望外，心想，我那篇文章實在不錯，你們再“殘忍”也應該手下留情。到了那星期四的下午，我較早到場，大有關(guān)云長單刀赴會之感。那個研討室的設計有點怕人。提供文章的講者坐在最低之處，聽眾的座位高高在上，環(huán)繞著講者。雖然初生之犢不畏虎，但我先到場，聽眾還沒有來，坐在講者的低位，向上環(huán)視一周，內(nèi)心涼了一截！

聽眾準備到達。來的三十多人，有一半是當時大名鼎鼎的高手。這使我想起某電影中以嬰兒祭神的故事?？扑棺詈筮M場。他選了一個最近我的正中座位，對我微微一笑，點點頭，示意嘉許，使我感到一點暖意。阿爾欽剛到芝大來訪問，也在座，但他帶著些讀物，坐在遠處翻閱，沒有看我一眼。

施蒂格勒首先說話，簡略地介紹了我，說我只有十五分鐘的“引言”時間。我開始講話了：“這篇文章是我研究佃農(nóng)理論的副產(chǎn)品。該理論的結(jié)論，是在資源的運用上，佃農(nóng)合約與其他和約沒有什么不同，我們就不能不問為什么會有不同合約的選擇。我的佃農(nóng)理論與前輩的不同，可能是因為在開始推理時我沒有拜讀前輩的著作。”只說了這幾句，施蒂格勒就大聲說：“這證明洛杉磯加大的老師沒有好好地教你經(jīng)濟思想史！”眾人都知道他是在說幽默話，于是哄堂大笑起來。

我正要說下去，但人們一見施氏開了口，就急不及待地發(fā)問或批評了。幸而，每一問題或批評都有人替我回應。在兩個多小時的熱烈爭辯中，我自己除了開場說的幾句話之外，就再沒有說過什么了。替我辯護最力的是施蒂格勒與阿爾欽。在整個過程中完全沒有發(fā)言的，是科斯與戴維德。

討論會之前，我為此而失眠數(shù)夜，但到頭來只聽到他人爭論兩個多小時，鬧得亂哄哄的，究竟我的文章是否被認為有點價值，就難以判斷了。第二天，在餐廳里遇到戴維德。我當時跟他不熟，只知他是我的前輩，聲望如雷貫耳。戴維德忽然走到我的身邊來，輕聲地說：“你昨天那篇文章，是幾年來我讀過的最好的一篇了?！彼f完沒等我回應就跑開了。我呆了一陣，掏出手帕，掩飾地抹抹快要留下來的眼淚。

（八）

能有機會與科斯討論自己的研究工作，得到他熱情的協(xié)助與鼓勵，是我在芝加哥大學的重要收獲。事實上，整個芝大學術(shù)氣氛的濃厚，思想創(chuàng)新上的緊張刺激，是我生平僅見。我當時覺得，而今天也絕不懷疑，六十年代的芝大在學術(shù)上是處于至高之處。那里的經(jīng)濟學系、商學院與法律學院，三者打成一片，高手云集，每天的學術(shù)“節(jié)目”忙得不可開交。午餐之聚成為一種研討會議，而晚上的酒會也是如此。

作為一個博士后的初級教授，我在芝大時其實是個學生。爭取知識與思想啟發(fā)的機會那么多，我從早到晚疲于奔命，晚上的酒會（每星期總有一兩次為來訪的學者而設的）散后，帶著睡意回到住所，稍事休息，又得坐下來工作了。在經(jīng)濟學的歷史上，似乎只有兩個年代，兩個地方，有那樣熱鬧的思想“訓練”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倫敦經(jīng)濟學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六七至六九年在芝大，能身歷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

那時，該校經(jīng)濟系的系主任A.Harberger告訴我，以他之見，當時該學習之強史無先例！于今回顧，他那似乎大言不慚的判斷，倒是中肯的。試想，當時弗里德曼與施蒂格勒如日中天；舒爾茨（T.W.Schultz）寶刀未老（雖然其后要過好幾年才能拿得他的諾貝爾獎）；已故的H.Johnson其時還在芝大，旁若無人；R.Mundell（供應學派的鼻祖）要到一九七0年才另謀高就；Z.Criliches與R.Fogell在一九六九年才轉(zhuǎn)往哈佛；H.Uzawa也是在該年錦衣日行，回到日本工作。今天，這些世外高人已是老的老，死的死，去的死矣！

這樣鼎盛的陣容，其實只是當時芝大經(jīng)濟學家中的一部分。商學院內(nèi)，A.Zellner與H.Theil是經(jīng)濟統(tǒng)計學的大宗師；E.Fama與M.Miller正在把今天大行其道的財務投資發(fā)揚光大。在法律學院，則有科斯與戴維德坐鎮(zhèn)。當時的無名小卒有R.Zecher、W.Landes、R.Parks、D、McClosky、E.Diewert、A.Laffer（拉弗曲線的拉弗），與張五常。很不幸，貝克爾（G.Becker）在我離開芝大后才加盟。要是他早一年，我就更可夸夸其談了。

是的，在芝大時，差不多每一個同事都可以是我的老師。這樣的求學際遇，天下問到哪里去找？在那眾多的亦師亦友中，我最接近的是科斯，他很愿意在我的思想上花時間，而我對真實世界的興趣與他相同。我當時希望他能引導我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他那不知從何而來的創(chuàng)見著實吸引我。我從小對一個思想的形成就感興趣。于是，和科斯在芝大校園漫步時，我不厭其詳?shù)刈穼に枷氲母?，而他也不厭其詳?shù)鼗卮稹?/p>

我當時對科斯的創(chuàng)見中特感興趣的，可不是那后來聞名于世的科斯定律，而是他早期的公司理論。公司（或商業(yè)機構(gòu)）究竟是什么？為什么會有公司的存在？公司作用何在？這些大有意思的問題，是奈特在二十年代時發(fā)問的；到了今天，我們不僅還在提出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整體，是經(jīng)濟學在七八十年代時最熱門的話題。這些話題之所以在今天頻頻出現(xiàn)，說起來，倒不是因為奈特，而是因為科斯在1931年寫成，欲發(fā)表于1937年的那篇《公司的性質(zhì)》。

該文真可說一篇奇效之文。第一次閱讀，似乎清楚明白，但多讀幾次，就大不了了。再讀，就覺得深不可測。我讀了十多次后，就得到這樣的一個看法：科斯執(zhí)筆寫此文時只有二十歲，他當時思想還不夠成熟，因為“公司”是真實世界的事，二十的青年不可能有深入的體會。另一方面，在認識科斯之前我早已肯定：奈特以風險來解釋公司的存在不可能對，而科斯以交易費用作解釋則不可能錯，問題只是哪一種交易費用起了些什么作用而已。

在芝大的校園里，我重復又重復地問科斯，他在1930年與1931年時，每一個月主要在想些什么。幸運地他收藏了不少他當年的書信與筆跡；為了回答我的問題，他就重溫私人的“檔案”，一點一滴地告訴我。有時“檔案”有所欠缺，大家就按著“上文下理”，推敲缺少了的究竟是什么。

我依舊科斯那時的思維進展來繼續(xù)我對公司的研究。1968至1982這十四個年頭，我或斷或續(xù)（續(xù)多于斷）地想著有限公司本質(zhì)的問題。在這個發(fā)展過程中，我認為科斯昔日的鴻文有錯漏的地方，二十歲寫的經(jīng)濟文章，縱是天才絕頂，錯漏難以避免。

后來在1983年，我為科斯的榮休發(fā)表了《公司的合約性質(zhì)》。那是我認識科斯十七年后之作。受了他的感染，我在“公司”這個題材上想了十多年。該文一氣呵成，是自己認為滿意之作。我的主要結(jié)論是：我們無從知道公司怎樣界定：科斯所說的公司，只不過是另一種的合約安排；這種安排是為了節(jié)省議價的交易費用。

科斯讀了該文后，給我一封信，說：“你那篇文章是我多年來唯一能學到一點東西的文章，但我不同意你的一個結(jié)論。你說不知道公司怎樣界定，我卻認為是可以知道的。”

很可惜，該文發(fā)表之后我沒有再見過他。他認為知道公司為何物，卻沒有對我解釋是什么。書信來往了好幾次，大家都的不到同意的結(jié)論。

（九）

古語云：“結(jié)友須勝己，似我不如無?！边@句話有待商榷。另一方面，我覺得任何人都有勝我的地方，所以只要大家談得來，任何人都可成為朋友。朋友教了我很多的事，雖然他們往往不知道。假若教我的人都是老師，那么所有的朋友都是老師了。從狹窄一點的角度看，真正的老師還是那幾位對我的思想有深遠影響的人。這樣的老師不用多—一個好的也已足夠—但起碼一個還是需要的。

對我的思想有深遠影響的人中，以世俗的“正規(guī)”觀點而言，有幾位算不上是我的老師，但他們—像科斯與弗里德曼—既然不否認我是他們的學生，那我就引以為榮地不加以反對。我沒有選修過阿爾欽與赫舒服拉發(fā)的課，但他們認為我是他們最好的學生，我就樂得徒以師名，高舉他們的名字，在行內(nèi)過癮一下。

這些是無關(guān)宏旨的趣事。重要的是，正規(guī)的老師也好，半師半友也好，我能從他們的思想中得到新的啟發(fā)，有所領悟，那就是人生樂事也。有了這些啟發(fā)與領悟不一定可以賺到錢，或足以謀生，但可使學者在思維上進了一個新境界，新天地，覺得自己平添一份生命力，比豐衣足食重要得多?！叭藶槿f物之靈”，這句話可真不錯！現(xiàn)代的人類學者大都同意，撇開《圣經(jīng)”不談，有思想本領的生命，是數(shù)十億中無一的機緣巧合。若如是，思想的生命豈非比肉體的生命重要得多？而那些壓制思想、搞什么“思想教育”的制度，豈非人類引以為恥，值得我們鄙視的？

我曾說，屢遇明師。從人類學那方面看，那我就是天之驕子了。舉一個例，經(jīng)濟學上的“均衡”究竟是什么？科斯認為這概念乏善可陳，可有可無；阿爾欽認為“均衡”是指有解釋能力。在他們的啟發(fā)下，我就加以推展而得到自己的“均衡”概念：所謂均衡者，是有足夠指定的局限條件，使推理的人能建立可以被推翻的假說。我這個“均衡”概念，經(jīng)濟學的書本及文章從來沒有那樣說過。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自己覺得有一個新的領域，使自己覺得生命多了一點意義。

舉另一個例子。產(chǎn)權(quán)經(jīng)濟學—新的產(chǎn)權(quán)經(jīng)濟學—始于六0年代。眾所公認，創(chuàng)始者有二人：科斯與阿爾欽。而得到他們二人親自教導的，天下間就只有我一個！這不是奇遇嗎？去年英國出版的New Palgrave，是一套四大冊的經(jīng)濟大辭典，其中關(guān)于科斯及阿爾欽的文章，都是由我執(zhí)筆的。一個學生有這樣的際遇，不是很幸運嗎？

我遇到科斯時，他已五十七歲了，沒有孩子。他的全名是羅納德?科斯。1972年，我的兒子出生，想起沒有孩子的科斯，我就替小兒子取名羅納德?？扑购芨吲d，不厭其詳?shù)貑柤八那闆r。兒子逐漸長大，每隔一些時日，科斯就關(guān)心地問及他的發(fā)展。我的回應是，此羅納德與彼羅納德大有相同之處：想像力豐富，對事喜歡投入，有持久思考的耐力，但表面看來卻是笨拙得很！科斯聽后，更覺高興了！

我還記得兒子出生時，以書信通知師友，他們一見“羅納德”這個名字，就哈哈大笑，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一位加州大學的教授回信問：“Coase（科斯）這個姓氏，若翻譯成中文，是否與“張”字相同？”

很奇怪，迄今為止，彼羅納德沒有見過此羅納德。幾次刻意安排他們會面，都因為碰上其他重要的事情而取消了。今年八月，我將接受邀請瑞典去，在當?shù)匚迥暌欢鹊闹Z貝爾討論會上，宣讀一篇關(guān)于產(chǎn)權(quán)與交易費用理論的文章瑞典那方面沒有明言，但我意識到他們想為產(chǎn)權(quán)經(jīng)濟學頒發(fā)一個諾貝爾獎給贏得者，希望我能對科斯與阿爾欽的思想加以闡釋，或品評一下，我當然感到義不容辭。

然而，對我自己來說，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科斯今年八十歲了，仍然沒有見過我那個傻里傻氣的兒子。他們相差六十二歲，神交已久的一老一少，還沒有見過面。八月的瑞典之會，科斯也會去。他與貝克爾被選為我那篇文章的評論者。這恐怕是我兒子與科斯—相隔兩代、互相關(guān)心的一老一少—的唯一會面機會了。我于是去信給瑞典諾貝爾委員會的一位主事人說，我那十八歲完全不懂經(jīng)濟學的兒子也要同行，躬逢其盛，而且希望能聽到他父親及科斯的講話，可否破例將就一下？他的回答是，絕對歡迎，因為他早知道，除了羅納德外，還有另一位羅納德也。

打印轉(zhuǎn)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