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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日本家庭因為要趕在新的消費稅生效前而突擊消費，這導致2015年3月的消費出現(xiàn)明顯同比下跌?；鶖?shù)效應使得收支的細微變化難以計算。因此大幅度下降并不預示著日本家許支出急轉直下，但也不足以顯示任何復蘇的跡象。實際情況更是如此。官方通貨膨脹率的下降支撐著家庭支出這一數(shù)據(jù)。

我認為，從一些受增稅影響較小的家庭支出的子成分來看，我們能夠了解家庭支出仍在下降的原因。例如，從同比來看，日本家庭在食品方面的支出與稅收變化的相關度呈負數(shù)，在家庭總支出中受增稅影響最小。

就家庭用于公共事業(yè)方面的支出而言，相關稅率并未發(fā)生改變，因此日本的稅率變化（一種財政轉型）并未改變下圖曲線的整體走向。相反，曲線整體方向符合經(jīng)濟學原理，尤其是貨幣經(jīng)濟學原理。

導致上述情況發(fā)生的原因是家庭可支配收入，或者說家庭可支配收入?yún)T乏。增稅對家庭支出影響如此巨大的原因是，實施質(zhì)化量化寬松政策后，包括名義家庭可支配收入下降階段在內(nèi)，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續(xù)穩(wěn)步下降。換言之，通過帶來對勞動力與工資方面進一步經(jīng)濟增長毫無幫助的通貨膨脹，日本量化質(zhì)化寬松政策（QQE）達到了與其宣稱的目的（公然搶劫日本消費者的購買力——當人們名義收入稍有增加時便傾向于消費掉）完全相反的結果。

這似乎是所有受到量化寬松政策負面影響地區(qū)的共同曲線。在美國，這意味著僅關注于失業(yè)率或Establishment Survey。但自2010年開始，完整的曲線變化之間似乎不再存在相關性。在日本，經(jīng)濟學家只關注自2014年4月開始的二階導數(shù)的變化，測量得出家庭支出與收入并不像在曲線轉折點時那樣糟糕。

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長期來看美國量化寬松政策與日本量化質(zhì)化寬松政策都是徹底的失敗。日本推行該政策的時間可追溯到2001年3月19日，這比美國要長的多。并且日本央行并未不斷破壞量化寬松的模式。

經(jīng)濟學家只討論下圖的右邊部分，并從支出并未很快下降的事實中看到了“復蘇”的跡象。因為與日本央行期盼的結果相反，“通貨膨脹”已經(jīng)減輕。因此，相對應的，日本央行原計劃用以刺激消費的政策也難以開展。

但是，顯而易見的還有，幾乎在第一次推行量化質(zhì)化寬松政策之初，盡管貨幣政策試圖刺激家庭需求，但家庭需求卻幾乎呈直線下降。同時，在追求“聚集需求”的過程中的各種努力，包括日元貶值都似乎總是不夠。日本量化質(zhì)化寬松政策的最后一步也僅僅凸顯了該政策顯而易見的負偏差。

你甚至可以說在2011年，日本央行再一次推行相關政策（從經(jīng)濟角度上說，日本央行無法做到長時間等待，讓相關事物自己恢復），使得家庭支出達到低谷后，家庭支出便開始進行自我糾正?，F(xiàn)在，這已經(jīng)成了一種慣例。

我認為日本家庭收入的長期趨勢將這一點詮釋的非常好。日本家庭的實際收入在量化質(zhì)化寬松政策（QQE）推出之初下降，此后幾乎保持在平穩(wěn)的狀態(tài)（在受到全球經(jīng)濟衰退的影響后的變化除外）。當然這一情況存在缺陷。但這不是因為貨幣手段而出現(xiàn)的明顯惡化傾向，而是因為日本量化政策的推行。

注意，家庭收入與支出并不是在增稅之初而是在日本推行量化質(zhì)化寬松政策推行之初開始出現(xiàn)下降趨勢。科學是一門觀測學科而貨幣經(jīng)濟學則一直避免觀測。如果經(jīng)濟學家希望有所改觀，他們應該坦誠以對這一事實，并重新定義相關術語。日本央行推行質(zhì)化量化寬松政策已經(jīng)兩年，家庭支出與正常水平的差距仍很巨大，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要回到正常水平非常困難。或許這算不上是典型的自然衰退，但這無異于一場人為的災難。（編譯：雙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