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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4000點”這個熱門的國內(nèi)關鍵詞,“沃爾福威茨”顯然吸引了更多的國際目光。就在中國老百姓為滬深股市的何去何從茶飯不思之際,地球村老百姓卻在為世界銀行的榮辱興衰而黯然神傷。從紐約時報、金融時報、經(jīng)濟學家之類的國際財經(jīng)媒體近幾天連續(xù)的頭條報道來看,深陷“女友門”的世行行長沃爾福威茨幾乎走到了職場生涯的盡頭,自覺下課某種程度上已變成了“對世界銀行、對全球窮人,還有對他自己最后的救贖”。
也許很多人以為世界銀行多少有些小題大做,歐洲人也有些借題發(fā)揮,畢竟有白宮背景的沃爾福威茨不過是無傷大雅地動用一丁點職權(quán)為女友麗扎加了些薪水,如此“封妻蔭子”之舉似乎完全可以包容于“觀大節(jié)、略小故”的潛規(guī)則范圍之內(nèi)。坦白說,對于沃爾福威茨而言,“女友門”中的以權(quán)謀私可能并不是其復雜從仕之路上的獨立事件,以往或許還能逢兇化吉,但這一次他卻注定在劫難逃,原因很簡單,他現(xiàn)在的位置不是美國國防部副部長,而是世界銀行行長。沃爾福威茨的愚蠢就在于,他沒有意識到他的越軌已經(jīng)不再是有瑕疵的個人行為,而是對維持世界兩極均衡有效制度的肆意破壞。在他的無知和短視毀掉“消滅貧窮、減輕兩極分化”希望的同時,也毀掉了他自己的大好前程和布什政府的苦心經(jīng)營或是厚望所寄。
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之下,弱肉強食的市場經(jīng)濟雖然推動了全球整體利益的共同改善,但開放度的與日俱增也同時加快了利益分配向強權(quán)勢力的傾斜,而強權(quán)勢力的相對能力增強又進一步鞏固了其利益博弈中的壟斷力量。如此比例失調(diào)的循環(huán)注定是不公平的,如果沒有制衡制度的約束,兩極分化和相對貧窮會成為世界和諧和人類發(fā)展揮之不去的可怕夢魘。而世界銀行的存在正是這種制衡制度發(fā)揮作用的重要一環(huán),通過對生產(chǎn)事業(yè)的投資,資助成員國的復興和開發(fā)工作,世界銀行不僅促進了成員國國際貿(mào)易的均衡增長及國際收支狀況的改善,還給全世界窮人帶來了走出貧窮,走出“馬太漩渦”的希望。
作為這樣一種特殊制衡制度組成部分的形象代表和核心所在,世界銀行行長不僅要有非凡的個人魅力,淵博的專業(yè)知識,豐富的從業(yè)經(jīng)驗,協(xié)調(diào)的人際關系和超強的溝通能力,最重要的是,還要有一顆博愛而無私的心。惟有如此,世界銀行才能在取信于人的同時,擔負起拉近兩極距離的重任。而沃爾福威茨在“女友門”中表現(xiàn)出的自私和貪婪不僅讓他自己名譽掃地,也讓世界銀行由于信用缺失和有負眾望而成為制衡制度的可能叛離者和破壞者。在一個強權(quán)壟斷的博弈環(huán)境里,沒有什么比制衡制度的缺失更可怕的了,這也正是全世界都不能原諒沃爾福威茨的根本原因。
從世行行長事件,我們不難看出,制衡制度的存在和鞏固是弱勢群體在生存游戲中希望維持的核心所在。如果說世界銀行是全球范圍內(nèi)制衡制度的重要一環(huán),那么在中國證券市場這個小范圍內(nèi),是否存在類似的制衡制度安排呢?答案多少是令人遺憾的。這似乎正是大多數(shù)散兵游勇在牛市中依舊寢食難安的源頭所在,由于制衡制度的缺失,弱勢群體的安全感根本就無從說起,他們似乎只能將有限的希望寄托于各種可能的 “利好”,比如中國經(jīng)濟增長的繁花似錦,或是上市企業(yè)的潛力未盡,但多少有些“掩耳盜鈴”意味的是,他們沒有意識到,或者不愿意識到,這些所謂的利好在強勢群體的利用或是擺布之下,也可能會在某一瞬間變成風險釋放的利空所在。
真正能夠擔負起希望重托的,只能是獨立的制衡制度,在證券市場,就是行之有效的中小股東保護機制。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小股東參與公司治理是一個逐步發(fā)展的過程。中小股東在公司治理歷史的早期并未積極參與到治理中去,而是依靠管理者和大持有者進行治理,這樣的治理機制使中小股東獲得了搭便車的好處,但卻不能完全保證中小股東的利益。由于代理權(quán)之爭(Proxy Fights)、中小股東的激進行動(Activism)、中小股東訴訟(Suits)等中小股東自發(fā)維護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在中國這樣的新興資本市場大多僅處于理論研究階段,類似于“類別股東表決機制”的制度安排就更顯彌足珍貴,如何通過有針對性的證券市場法制建設來引導和規(guī)范各市場主體的行為,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減輕市場肆意波動對中小投資者的傷害,似乎正是維持長期利益均衡的關鍵所在。
世行行長搖搖欲墜,中國股市依舊堅挺,也許是時候問問自己:心虛否?
作者:
程實
編輯:
徐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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