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人權優(yōu)勢

《南風窗》：談到中國的崛起時官商學常會提到“后發(fā)優(yōu)勢”。幾年前，您談到關于中國經(jīng)濟成長的“虛假論”、“ 崩潰論”都不對，并且認為這種增長既非“政府成功”，也非“市場成功”，更與所謂“市場政府雙重成功”不相干，而將目光投向了“低人權優(yōu)勢”。如何看待這種“優(yōu)勢”與開放的關系？

秦暉：在閉關自守的時期，不準討價還價的做法無法帶來績效，就像改革前的中國與今日朝鮮。但是打開國門后，它的確可以在全球化時代具有“低人權優(yōu)勢”。許多人會來投資，而且你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會賣得特別便宜。但是，這種經(jīng)濟效益上的好處也帶來問題，既讓中國老百姓為血汗工廠支付成本，也讓國外老百姓付出代價，因為這也意味著你會把人家的工會搞垮了，把人家的福利降低了。為了競爭，國外資本不得不向你看齊，所以就有了“資本內逃”的現(xiàn)象，工會蔫了，福利黃了，整個 100多年來的勞資平衡被打破了，而且人家的社會矛盾也加劇了。國外一些資本為逃避本國民主社會主義的壓力，逃避工會和福利壓力，流向了中國這樣的發(fā)展中國家。

《南風窗》：所以，在法國近乎戲劇性地出現(xiàn)了薩科奇這樣“既減福利又減自由”的總統(tǒng)。西方一些國家在“中國因素”或者說新一輪全球化浪潮面前多少有些進退失據(jù)了。

秦暉：所以說上面所謂的“交易成本”理論不僅坑了老百姓，而且坑了近百年來人類文明的成果，讓世界重新回到原始積累的時代去了。所以我說，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tǒng)優(yōu)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yōu)勢”人為壓低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的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制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壓抑參與、漠視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沖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采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后。

當然，如果不對外開放，這種沖動也不會有多大能耐。對外開放后，中國現(xiàn)有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nóng)會趕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現(xiàn)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積累。而這種方式造成的危機，則靠外部資源(資本流入、商品輸出)的增益來緩解，同時通過全球化把危機向外部稀釋，結果是中國因素導致的資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國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劇了勞資矛盾，在福利國家加劇了移民沖突，而在這兩類國家都加劇了就業(yè)和公共財政困境。

或許，中國奇跡只有這種解釋才能成立。至于說“后發(fā)優(yōu)勢”，后發(fā)的地方多了，非洲也有，但不像中國成功。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后，經(jīng)濟“競爭力”是下降了，但這個所謂下降，并非真的比原來落后，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原始積累，具有相對于文明國家的“低人權優(yōu)勢”。當然，如果南非從來就是一個封閉國家，那它過去就不會有“奇跡”，現(xiàn)在也未必會比過去差。只是在開放世界中，過去能夠用的辦法，換了新辦法可能就賺不到原來那么多錢了。

《南風窗》：世界資本流向人權洼地以獲取更大價值的趨勢不可否認，所以張五常說“中國比美國自由”。

秦暉：這是他去年12月在弗里德曼的紀念會上說的。張五常站在美國的立場罵歐洲，然后站在中國的立場上罵美國，得出結論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

“議價”權與責

《南風窗》：讓民眾能夠充分討價還價，不僅是著眼于眼前的利益，也在客觀上可能導致一些利益群體因為無厚利可圖選擇退出。換句話說，討價還價能力的上升將形成一種全新的退出機制。

秦暉：最好的出路就是民眾有條件和政府討價還價，讓政府承認自己哪些做得到，哪些做不到。當政府為自己牟利的事情做不成，為民眾做的事情推不掉，離民主政治也就不遠了。如果權力無限，責任又沒有，可以想見，誰也不會輕易讓出這個“交易”的。權大責小的官誰不愿意做？誰要來搶，我就和誰拼命。

有意思的是波蘭團結工會在掌權之前，它們從來都是要求政府給自己最低價的肉，政府沒做好就批評。在有的人看來，團結工會是波蘭最反動的力量，因為“強加”了政府許多責任。當團結工會自己執(zhí)政了，就把許多責任取消了，物價也高漲。不過老百姓也不好說什么，因為政府是自己選的。

波蘭也不是沒有斯大林主義者，但是老百姓當時沒有投它的票。選舉時也有人主張，你讓我集權，我給你廉價的肉，但是你沒有投它的票，這樣你也無話可說。所以我覺得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建立起一套討價還價的機制。政治體制改革并不必然導致自由放任政府或者福利國家，福利和自由放任是可選擇的。但它必然要導致一個權責對應的政府。承擔更大責任，給我更大權力，或者相反，老百姓可以在兩者之間選擇。

《南風窗》：社會在討價還價中進步。30多年來，中國經(jīng)濟與社會的成就，不僅伴隨著中國人價值觀念的轉變，也在一定程度上見證了中國社會同政府的“議價能力”的成長。

秦暉：問責方面，像汶川這樣的地震，如果政府不救災，以前(比如唐山大地震時期)可能無法指責，甚至發(fā)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現(xiàn)在這種責任很明顯是繞不過去的。同樣，包括最低收入保障法的出臺也是社會不斷推動的結果。只不過現(xiàn)在的討價還價做得還不夠。而且，學界的左、右派還在不斷地為政府部門消解社會壓力。右派講這些福利要求是不應該的，政府用不著承擔這些責任；左派在說限制權力是不應該的，政府權力應該更大……如果左派不停對政府問責，右派不停對政府限權，政府就會有改革的動力，中國就會越來越進步，越有希望。如果相反，左派為其擴權，右派為其卸責，當然政府就越來越不想改革，而且自我感覺越來越好。社會向前發(fā)展，也難免有人拉社會進步的后腿。盡管如此，30年來，中國在整體進步這一事實，是不可否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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