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籠換鳥”實際上就是產(chǎn)業(yè)的升級。實際上，產(chǎn)業(yè)升級的問題不僅僅是廣東的問題，中國所有經(jīng)濟區(qū)域遲早會面臨這個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廣東的產(chǎn)業(yè)升級不僅僅是要為廣東找到未來，而且也是要為整個國家找個未來。和單純的城市如北京、上海不一樣，廣東能否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對整個國家更具有指標意義。無疑，廣東自金融危機前的第一次騰籠換鳥的嘗試并不能說成功，而再一次廣東輕裝上陣，將更多的依賴市場和社會的力量。廣東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這就是廣東下一步經(jīng)濟改革的內(nèi)容。

廣東現(xiàn)在大力提倡的建設"小政府、大社會"這樣一種格局。廣東現(xiàn)在慢慢探索出一條"大部制—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發(fā)展模式。政府和社會都有自己的邊界，但也有一些政府應當管但社會也可以管好的領域，在這些領域，政府也應當把權力下放給社會。很多行政審批的東西，完全可以分給社會去做。大部制自順德、深圳逐步向25個縣市推廣，改革也進入深水區(qū)。兩會期間，汪洋將矛頭直接指向有關部門，向部委要求放權，他直言，黨委和政府要首先從自己身上開刀。

財稅改革并不是簡單的減稅，或者結構性減稅。減稅只是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財稅改革，確切的說，分稅制的完善和改革是在深層次理順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更是關系到土地財政，地方債務等一系列問題。在今年的兩會上，廣東省地稅局局長痛陳分稅制弊端，直擊分稅制逼良為娼。這讓我們對廣東推動分稅制改革有了更多的期待。

"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最核心的分歧在于分蛋糕和做蛋糕之爭，這也是當時兩省省委書記為數(shù)不多的通過媒體隔空相互回應。同時用蛋糕做喻，一分一做，財富生產(chǎn)還是財富分配，卻蘊含著深刻的經(jīng)濟理念、社會理念的分歧。也正在于此，重慶和廣東所有的政策、路徑的分歧，如注重市場或注重政府，在這里找到最初的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