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訪談錄：一部未完成的產權改革史(4)

2009年01月17日 16:18
來源：經濟觀察報作者：馬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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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報：你的意思是，包產到戶開始是農民的選擇，得到地方和中央的事后承認？

周其仁：正是。記得有一次向萬里同志匯報，萬里就講我們就是奉行“事后承認主義”。農民和地方做得對的，就用國家的權威性給予合法性認定。包產到戶從一年不變延長成三年不變，后來是十年不變、三十年不變，最后說長期不變就是永遠不變。這個過程創(chuàng)造了產權改革的一個全新的經驗。因為全盤公有制以后，究竟怎樣重新界定農民私人的權利，是一個全人類都沒有經歷過的難題。

經濟觀察報：沒有經驗可以借鑒，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周其仁：中國找到了這么一個辦法。土地還是屬于集體所有的，但把土地的使用權、種植權、收益權，最后連轉讓權都一起承包給了農民。這就走出一條路，在法理和意識形態(tài)嚴格禁止私人合法擁有生產資料的環(huán)境里，經由一個承包合約，重新界定出農戶對土地的權利?？扑乖?959年說，清楚界定的權利才是市場交易的關鍵前提。這聽起來不難理解：要是一個東西不是你的，你怎么能拿出去賣呢？但是我想對科斯說，中國的經驗表明，合約的過程同時就是界定權利的過程，兩個過程是一回事。否則，“清楚的權利界定”是從哪里來的？就是說，農民和基層自發(fā)的產權界定，加上地方和中央給予的合法化承認，共同成就了產權的重新界定。這個經驗非常有意義，我甚至認為對整個人類都有意義，因為將來再走錯路也不怕。擔保不了哪天又有人要胡鬧，再誤入“一大二公”的死胡同，那至少還有一個辦法可以走出來，預備下了一副可用的解藥。

經濟觀察報：你多年來的研究重心就是公有制產權的改革與變遷，你是什么時候開始接觸產權理論的？

周其仁：經濟學家喜歡說，沒有選擇，就沒有經濟問題?？墒?，當我開始對經濟發(fā)生興趣的時候，可觀察到的經濟制度似乎沒有任何自由選擇可言。在中央計劃公有制的體制下，生產和投資由政府指令控制，人們不能自由擇業(yè)，生產要素不能自主流動和重組；至于生產組織形式的選擇，更事關“方向和道路”，普通人不得問津。在那套體制下，有什么選擇可言呢？

但是，在黑龍江下鄉(xiāng)時，我觀察到的，卻說明看似不容自由選擇的體制之下，人們還是頑強地在進行選擇。那個現(xiàn)象，就是同一個農民在“公家地”與在“自留地”里的勞作態(tài)度判若兩人——那可是同樣的天氣、同樣的土地和同樣的勞動力——勞動者在選擇努力的投放程度。這是我學到的經濟行為的第一課。當時我還沒有可能問：在一切資產都歸公的制度下，本來是由“公家地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可是同為什么私人仍然在事實上決定著向公有生產體系提供多少勞動、努力和辛苦？那些不合法的、看似微不足道的“個人權利”，究竟是怎樣在法律上一切歸公的經濟里扎根的呢？

問題還沒有清楚地提出來，公有制經濟就開始了改革。農村的包產到戶之后，城市國有企業(yè)出現(xiàn)了松綁、擴大自主權、承包以及改制，私人企業(yè)開始以 “個體戶”的名目重新出現(xiàn)，“外資”則在沿海地帶登堂入室。幾十年前被國家權力消滅了的私人產權，重新出現(xiàn)并生氣勃勃地成長。為此，中國數度修訂了憲法，以便與新的產權結構相適應。這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在清一色的全盤公有制的內部，怎么就產生出改革公有體制的力量來？

經濟觀察報：那么，私產權利究竟是怎樣從國家維護的公產制里產生出來的？

周其仁：計劃公有制從法權上鏟除了私產，主流意識形態(tài)幾十年一貫地堅持“斗私”?？墒?，恰恰就在這樣硬的約束條件下，產權改革還是在中國發(fā)生了，私產還是得以重建。這到底是怎么發(fā)生的？要認知這一點，思想和學術的開放有重要意義。1979年，我在旁聽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組織的外國經濟學說講座時，第一次知道舒爾茨傳統(tǒng)農業(yè)轉變的理論，并以自己下鄉(xiāng)的經驗加以衡量與驗證。后來，大約是1986年，我從當時四通公司發(fā)展部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他們私自影印的張五常的兩本小書，通過他的中文轉述，知道了科斯、阿爾欽等現(xiàn)代產權經濟學家提出的問題與基本概念。根據我對這門理論的理解，“產權改并不像許多贊成或反對產權理論的人自以為的那樣，是從人性為私的假設里自動推導出來的。產權是在競爭環(huán)境里對謀取自我利益的個人實施的一套制度性約束，而不同的產權約束對一個經濟的整體交易費用水平有重要的影響。

當時，我對“交易費用”概念的感受不深，但對“產權界定”從看到的第一眼起就受到很大的思想沖擊，因為這么一個簡單的概念，把多年來我自己觀察和感受到的中國農村經驗講清楚了。為什么“自留地”？為什么“包產到戶”？無非都是產權界定的中國稱謂，內容是一致的，就是通過產權約束的變化改變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激勵。這個理論簡單，遠離教條主義，因為它在方法論上特別強調對約束條件的仔細觀察和調查。

經濟觀察報：1986年你和戴小京合作執(zhí)筆完成的研究報告《農民、市場與制度創(chuàng)新》，著眼點是什么？

周其仁：那個研究報告記錄了我們對農村產權改革的認識。該報告首先提出，農戶的土地經營權需要有相應的“法律表現(xiàn)”，如果“所有制的革新變化得不到相應的法律肯定，倒退也就難以制止”。同時，根據從包產到戶推進到統(tǒng)購統(tǒng)銷體制全盤改革的實踐，這個報告還認為，農民家庭土地經營權的重建，使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轉體制變得不適應，因而需要根本的全盤變革。

1987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德姆塞茨教授的學生肖耿到發(fā)展研究所訪問，我請他盡可能多帶一些產權與交易費用的原版文獻來。此后兩三年，我們閱讀肖耿帶來的、以及我們能尋覓到的科斯、阿爾欽、德姆塞茨教諾斯和巴澤爾等人的作品。至今我還是分外懷念那時的生活方式：背上一書兜文獻到農村調查，在觀察、訪問，座談、收集資料之余，就是閱讀和討論。車馬途中，則是思想神游的大好時光。當時我不能讀英文，幾位同事就翻成中文為我當 “拐棍”。1990年秋，經GareJohnson教授的推薦，我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做訪問學者。 “

馬：做訪問學者期間，你主要關心的是什么問題？

周：差不多還是自己在國內關注的那些問題。在芝大的一年，除了修一門本科級微觀經濟學和旁聽了貝克教授給研究生上的入門課，我主要就是在圖書館內閱讀。那時崔之元在芝大的政治學系，他很博學，我開玩笑管他叫“圖書館動物”，因為他熟悉芝大圖書館里任何一個角落的圖書和刊物。之元給我很大的幫助，幾乎每天都把有意思的讀物介紹給我。不過對我影響大的，還是從傳統(tǒng)農業(yè)轉變理論基礎上搞起來的人力資本理論。其中，最重要的收獲是接觸了巴澤爾(YoramBarzel)的工作，特別是他在1977年發(fā)表的關于美國奴隸制的經濟分析。為什么美國南部和西印度群島的奴隸社會中偶爾也有奴隸通過贖買而使自己變成自由民呢？巴澤爾的回答是：奴隸主行使其法律所有權的費用基于一個重要事實——奴隸的生產價值講到底是由奴隸本人控制的。為了減輕這種費用，一些奴隸主就利用定額制來刺激奴隸勞動并降低奴隸主的監(jiān)督費用，使一些能干的奴隸終于積累起足以贖身的錢財。巴澤爾的這項研究靠近我的問題：私產何以在排他性極強的全盤公有制里誕生？但是即便是在奴隸制下，奴隸人力的“私產何以也是在沒有遇到國家強制力反對的條件下發(fā)生的。

經濟觀察報：做訪問學者之后，你又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研究生項目，后來獲得博士學位。這期間研讀最重要的收獲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