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逼近社會容忍紅線黨報稱不能把群眾胃口吊得過高

2010年07月09日 07:20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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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好“蛋糕”促和諧

——怎么看分配不公

2010年兩會召開前夕，新華網開展了“你最關心的話題”網絡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分配不公問題在18個選題中位居第一。兩會期間，分配不公問題也是代表委員們討論的一大熱點，成為議案提案涉及最多的問題之一。這從某種程度說明，分配不公問題已引起社會各方面高度關注，廣大群眾對解決分配不公問題、緩解目前過大的收入差距充滿期待。

收入分配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重大問題，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關系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全局。解決好分配不公問題，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fā)展的成果，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重要任務，是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

●當前我國存在哪些分配不公現象？

公平，一般地講，反映的是人們追求利益分配合理性的價值理念。分配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

中國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傳統(tǒng)。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實現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曾實行單一的按勞分配制度，人們之間收入差距不大，但趨于絕對的平均主義,挫傷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改革開放后，逐步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實踐證明，這一制度適合現階段國情，激發(fā)了社會創(chuàng)造活力，促進了社會財富的極大增加。

但也要看到，在人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現象，許多群眾對此反映比較強烈。

比如，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數據顯示，2007年，居民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為57.5%，比1992年下降10.8個百分點，而政府收入和企業(yè)收入卻呈快速上升趨勢。

比如，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據統(tǒng)計，從1997—2007年的10年間，勞動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盡管這里面有統(tǒng)計口徑變化的影響，但總體而言，我國勞動報酬占比是呈逐年下降趨勢。有學者認為，當前初次分配中“強資本、弱勞動”趨勢不斷強化，勞動在各種生產要素中的地位不斷下降。

比如，壟斷行業(yè)收入畸高。一些行業(yè)憑借國家賦予的壟斷地位輕而易舉獲取高額利潤，并將其轉化為員工的收入和福利。而這些過高收入與員工的勞動貢獻和企業(yè)的真實業(yè)績并不相符。

再比如，一些不合理收入沒有得到有效規(guī)范。如一些單位私設“小金庫”，巧立名目濫發(fā)津貼補貼、非貨幣性福利等；一些行業(yè)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亂漲價；一些行業(yè)人員收受紅包、回扣、出場費等。這些被稱之為“灰色收入”、“隱性收入”的部分，往往難以統(tǒng)計，也難以納入收入調節(jié)范圍。

還比如，違反分配政策的現象大量存在。一些地方最低工資標準調整不及時，與經濟發(fā)展和物價水平不相符。一些企業(yè)不執(zhí)行國家最低工資標準，不按規(guī)定給工人繳納各種社會保險，隨意壓低、克扣工人工資，特別是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久治不絕。

由于分配領域種種不公問題，導致我國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從城鄉(xiāng)之間看，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比從1978年的2.36∶1，擴大到2009年的3.33∶1；從區(qū)域之間看，東西部地區(qū)城鎮(zhèn)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較大，2009年浙江、貴州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24611元、12862.53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10007元、3000余元；從不同群體之間看，高收入階層財富增長較快，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而另一方面，我國絕對貧困人口超過4000萬人，低收入群體還有2.7億人。

國際上通常把基尼系數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標，一般認為，當基尼系數處于0.4—0.5，表示收入差距過大，超過0.5則意味著出現兩極分化。據有關方面測算，目前我國基尼系數約為0.47。對我國這樣一個典型的城鄉(xiāng)二元經濟結構國家，雖然基尼系數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但我國目前收入差距過大已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其中也有由于個人能力大小、努力程度不同、貢獻高低造成的差距，這種差距是必然的、應該的，是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chuàng)造的表現，也是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動力。只有那些不合理、不合法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表現。

因此，理解分配不公關鍵是要明確分配公平的標準是什么。在初次分配中，主要應看分配與勞動等各種生產要素的貢獻是否相稱，貢獻多則收入多，反之則收入少；在再分配中，主要應看政府是否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社會福利等手段對分配進行必要的調節(jié)；在三次分配中，主要應看高收入群體是否承擔社會責任，拿出部分財富幫助困難群體。